网上又有新的炮弹提出,我老人家正是如此才更加觉得奇怪,如果有如此重炮,何必用前面的那些东西?因为前面那些证据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证明的只是一个能看到那些书的孩子,因为他有一个77级华师大肄业的爹,而那个时候的学生正是买商务馆世界名著丛书的年纪,尽管出书的时候其父可能已不在学校,因为那个丛书是上世纪八十代年初才开始的,后来其父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老人家不知道,反正我老人家书箱里有大几十本,虽然我老人家不是文化人。那么他家的书架上如果有,当然不足为奇。 第二,如果他当时是一个偏好和当时同龄人不同的孩子,他的阅读只可能增加他的孤独,而无益于他的考试,他想把东西诉诸笔端,就没什么不通。因为我老人家不是学人,也曾经有这种感受,我更爱看古文,二十几岁以后才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看翻译的洋小说,当然商务馆的丛书不在此列,那是自己买着看的,因为我困惑。我老人家不幸在十七岁那年看了蔡东藩《中国历代史演义》,他是一个史学家,他说他的书大体以正史为背景,我想既然古人都是熟读经史子集的,为什么会明知道那里有一坑,每朝每代都有人往里跳,总是后人复哀后人?那个时候的郁闷无以言表。那个时候虽然书已开禁,但话还是不能乱说。所幸的是那个语文老师很开通,每及于此,那份作文虽然只能得一良,但他只是不言不语地给那些不妥的句字打上点和问号,绝不会当堂宣读或批判。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少年其实很灰暗,在那些无人能解说的历史重负下,上课都常常走神,这个情况一直到上中专住校以后才得以缓解。 对于别的科目我基本记不清,大体都不怎么样,尽管我一向很喜欢几何和物理,语文也只有古文几乎能得全分,好象只有10分吧。作文即兴的也就马马虎虎,如果是课后写的,最差的就是良,不过班上大多好学生,也许那就是最差的成绩也说不定。在初中的时候有一阵答化学卷子会用之乎者也,因为那有论述的答案,刚看了老爹箱子里的《先秦诸子文选》和退回来的《古文辞类篹》文革的时候上交的玩意。当然还有影本的《儒林外史》和《鲁迅全集》中的《唐宋传奇》,那时候是七七年,因为我意外地逃学了三、四个月。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都是被斗怕了的,尽管我们怕老师,估计他们也怕我们,所以老师大体不作声。 至于八后是否有此机会,我老人家不能确定,但如果这孩子是一差生,就很难讲,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自然没人管,如果说竟然还能把作文送上去,那也只能说是他那个时候的教学环境比现在的宽松,若搁这会子只怕当真是不行,那是一定要当垃圾处理的。本来若是没有前面的那些炮弹,我老人家若先看了这篇文章,凭着对八后的偏见,我也会以为有问题。但是当时很多人对他的错别字批评的特别厉害,却没有人质疑他的文章,是不是那些评委或者批评者有着相同的少年记忆呢?以为这样的写法在他们的少年时也可能出现呢?我老人家有过这种事,但没他的精彩,但不能说明别人不能有这个写法。 再看下面的证据,如果把证据按时间排列,好象是说前面他爹没提到《求医》,后来却特别欣赏这篇文章。我好象记得前面的证据有这样说,如果说他爹一开始没说,是因为这东西是自己写的,后面忍不住自叹自赞。那怎么解释两篇都他老爹写的呢,因为两篇的水平常不多,这也是专家自己说的。他爹先是记起了自己并不觉得精彩的文章名字,然后怕别人漏了对另一篇的欣赏,所以才补赞一番?不然怎么能圆得了专家的说法呢?其实那篇文章的刻薄中带着幼稚,有很刻意的模仿成份在里面,有相当阅历的人未必会那么写呢。他既然看过钱先生的书,不知道看没看过鲁迅的书,如果那阵子读的此类书籍居多,怎么就不见得他会用这样的文风呢?如果此一文风得到鼓励,保留下来的可能性不是会很大么? 他爹以前表现出来连两篇文章都说不全,只能说明对这个孩子其实关注不够,他正是因为成绩问题,被放养了,才会出现这种与众不同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他爹在这之后忽然想起对他的教育,那倒可能是回忆。假如一开始就祭出这一炮弹,我老人家还真能信是有此事,可是前面那么多炮弹发过之后,我们已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他的成长之路的时候,却越发不能让人苟同专家的看法。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法把专家的炮弹按专家的说法嵌入同一故事之中。 他的生活其实是很多意外造成的,而这些意外其实在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倒真比唐骏想给光环之外加道金边更不能复制。因为无他,现在的孩子已很难看到一个阅读的环境,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电脑,因为他们很少能看到在看书的父母,最多不过是杂志,乃至花边消息。就算是读书人要在电脑上看文章,查资料,也鲜有在孩子面前做的,因为能在小酒馆的噪杂环境里思考的人毕竟不多,所以他们看到的多半是玩游戏,或别的什么,呵呵。环境之不可复制,才导致境遇之不可复制。 我老人家其实看到过另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也把老爹的书全偷读过的聪明的好孩子,但是正由于是好孩子,所以他有很多规矩内的东西好做,没时间去想书上的东西,没有那种压抑与孤独,结果只是添加了他与众不同的温文尔雅而已,全然没有任何的刻薄与激越。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的,记得梁实秋先生好象在那一篇文章里写过,他是庚子赔款留洋的学生之一,他当初在清华园上预科时,数学很不怎么的,后来索性就放弃了,当然梁先生到了台湾后说,后来想想还是不应该放弃的,梁先生是一个很温和的学者,但他老人家如果生长在现在,估计别说公费留洋了,就算是小学毕业只怕都成问题,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还能不能从容地写着那些优雅而平和的文章? 作为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如果要从事一相论证工作,等不及将所有的资料都排列在一起加以考虑,而是一炮打不准再发一炮,全不管资料是否前后错讹,倒当真让人费解。自有了前面的炮弹之后,我想以后要是再看问题的时候,倒一定应该考虑情境证据了。不然如果只发最后这枚,倒的确很能让人疑惑的。只是不幸的是我老人家正好一直参与着一个孩子义务教育的全过程,知道我们的教育在做些什么。他这还是在那个起端上,不然倒当真没戏。 我老人家痛恨奥数,不唯它践踏公平的原则,对于很多普通的孩子而言,这种变态的教育方法根本是对他们思维能力的摧残。因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大体应该是一个启发教育的过程,把其它学科的东西,先行进入数字游戏之中,以至于他们不再对原理与科学思维感兴趣,甚至完全丧失思辨能力,让高等教育何以为继?如果一个学校小升初的时候,竟然是人文科学只考书上的内容,而自然科学却考课外另一学科的内容,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人文科学才需要广泛的阅读基础,而自然科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么? 当你把炮弹排列起来之后,却发现它指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一不能复制的阅历,指向的却是我们的教育之失的时候,这是何等的讽刺!现在有很多在高校工作的朋友感叹现在的孩子太难教了,并不是他们太有想法,而是在我们的教育与某些专家的诱导下,他们正在丧失科学思维的能力。难道五四运动百年风霜之后,我们却得重提赛先生、德先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