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些诗文之趣，畅饮又何妨

　　汉文帝霸陵确切位置最终确认，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化热点话题。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主要还是因为汉文帝曾经开启了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时代。汉文帝之后，汉景帝继续励精图治，使这一盛世图景得以持续，为后世所津津乐道。那么，汉景帝采取了怎样的治国之策，方才取得这样的历史成就？
　　从《史记》《汉书》等记载来看，汉景帝在有些方面继承了文帝乃至汉高祖以来的政策，如继续实行恢复农业、与匈奴和亲等做法，有效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有些则因时因地而调整，体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喜好文学，对文人相对疏远。比如，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在景帝朝只做了一个小官，以至这位辞赋高手常有不遇知音之叹。晁错位居显要，也以文章名世，但对于景帝而言，晁错更是一位出色的文臣，而非只喜雕章琢句的文人。
　　作为一位明智的君主，汉景帝处理政事，自有聪明的取舍之道，对于前朝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萧规曹随可省心省力，又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看到，为了安定边境，汉景帝继续实行和亲政策。同文帝一样，以休养生息为根本，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他鼓励农桑，并下田耕作，亲作表率；遇到饥荒年份，同样下诏减轻租税。《汉书》中记载，后元二年，汉景帝曾下诏专门提到，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这些政策的推行，确实有效调动和保护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也使国力获得快速提升。
　　再比如，他继续保留了商贾不能当官的政策，对商人从政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后元二年的一个诏书中，汉景帝曾提到，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意思是说，按照规定，那些商贾虽然有钱，但不能做官，一些廉洁之士没足够的钱也没法做官，作为皇帝，自己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惋惜。于是，汉景帝下令，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即有财产四万钱的就可以做官，以免那些廉洁之士因为钱不足进身无门，不能为官，反而让那些贪婪之徒得以长期居于官位而获利。在这之前，规定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也即拥有十万钱才能做官的，在汉景帝看来，这样的规定，对那些才能杰出的廉洁之士而言，无疑增加一个为朝廷效力的障碍，所以他下诏降低了钱的门槛。
　　当然了，钱的门槛虽然降低，但身份的审核标准依然不变。如果身份是商人，钱再多，也仍然没有做官的机会，即前所引有市籍不得宦。士农工商，商居末位。在汉朝，那些从事商品买卖的商贾，要另立户籍，被称为市籍，对这些人而言，做官是禁区。这里所说的商贾，主要是指那种财力雄厚，有能力从政并且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富商巨贾。因为，在朝廷眼里，这些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一旦有了其他心思，很可能会把财富转换为政治权力，从而形成不受朝廷控制乃至对抗朝廷的政治势力。有些商人也可能通过行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官员选拔秩序。正因此，西汉才给商贾划了一个不能为官的禁区。
　　在这方面，西汉政权有切肤之痛。按《史记》记载，汉初，因长期战乱，百业凋敝，财物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连皇帝出行都找不出毛色一样的四匹马，可见财物之窘迫。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些商人却钻到钱眼里，大行投机倒把之事，扰乱市场，聚敛财富。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看在眼里，在形势基本稳定后，特别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规定商人不能穿好布料，不能乘好车，对商人还要加重收取租税，以打击削弱他们的力量。高祖晏驾，至汉惠帝、吕后时，复弛商贾之律，对商贾的禁律有所松弛，但商贾及后代不能做官的规定仍然明确执行。
　　只不过，在社会现实运行中，商人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利用朝廷颁布的加爵机会，逐渐取得了做官的机会，获取政治权力。至汉武帝时，虽然依然推行抑商的政策，但又同时选拔了一些商人为官，结果，有的商人如桑弘羊，还成为政坛风云人物，风头一时无两。这时的抑商之举，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了。
　　汉景帝能成就文景之治的盛世，有沿用前朝政策之处，当然也绝非仅仅依赖前朝的发展惯性，而是多有创新创造。例如，他下令允许民众自由迁移，鼓励民众从贫瘠之地迁移到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开垦更多良田。前元元年春，他下诏称，因为年景不好，庄稼歉收，老百姓缺少粮食，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自己也很痛惜，现实的情况是，有的郡国土地贫瘠，没法种植农桑，养殖牲畜，有的郡国土地宽广肥沃，水利条件也非常优越，但是没法移民开发，所以明确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按史书记载，鼓励移民的举措，大大提高了农民开垦土地、种植农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局面大大改观。
　　而且汉景帝行政绝不僵化，视现实需要灵活变化。汉文帝时，曾下诏命令除关不用传，即废除关卡的检查制度。老百姓过关时，必须持传也就是相关证件，才能顺利通过关卡。汉文帝直接把这项规定废止了。至汉景帝前元四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亦即重新恢复进出关卡必须持传的规定。之所以恢复这一政策，一是吸取了七国之乱的教训，二是由此收取税费，当然也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相对于文帝的节俭，景帝其实是逐渐往奢侈里走的。如《史记》称景帝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不断增修宫室苑囿，显然已渐离节俭之道。
　　年景不好时，景帝也曾下诏禁止卖酒，以节约粮食。但逢着国有喜事，心下高兴时，他又下令大酺五日，民得酤酒，放开酒禁，大家可尽情聚会饮酒五天，老百姓也可以自由买卖酒水。可以想象，面对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的大好局面，景帝又怎能拒绝举觞欢庆，开怀畅饮。与文帝相比，景帝此举也显出别样的豪爽。
　　令人有点遗憾的是，汉景帝不好辞赋，因此，那些想象中君臣唱和的热闹场景，就这样与景帝擦肩而过。司马相如曾事汉景帝，但只做了个武骑常侍，这个职位对于司马相如而言，也是非其好也，在景帝朝的郁闷之情可想而知。好在，汉武帝曾感叹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在司马相如入朝后一度极欣赏他，司马相如感此知遇之恩，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林赋》，极尽铺张之能事，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的千古佳话。晁错文章写得好，鲁迅先生曾评价晁错的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而晁错与汉景帝的文缘，也不过是晁错不断递上的游说景帝削藩等策论，而景帝因为听从这些言论削藩，引发七国之乱，晁错终被景帝赐死。
　　如此看来，景帝身边，虽少了点诗文之趣，好在有酒，也并不怎么影响畅饮的心情，毕竟眼前是一派前所未有的盛世繁华。（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于国鹏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