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

　　提要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別的。但是应该注意，区域内地理环境所存在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本文以乡镇为集中讨论的对象，指出江南传统的大宗生产基本己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且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乡村民众的生活形态却因此大为不同。
　　关键词江南乡村地区差异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城居对他们来说，也是经常性的事。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笔录，是分析江南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
　　就明清两代的制度来说，对乡村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徭役和赋税的征取，此外因清朝是异族入居中原，以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汉人，因此在清帝国初建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过极为严苛的制度和惩戒措施。总体而言，明代制度上的许多有效成份，都被清代继承下来，如对于明代律法，清代基本沿袭，改动甚微；而且在清代前期，对一些明代遗留下的弊政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较为注意安抚，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这样，帝国的良性制度得到了稳定维续，对下层民众要求生活的稳定，无疑是最为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爭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的湖州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明代人已经承认：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蹷勉应；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而且每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都用水漆架架高，主要就为观赏。有位乡绅曾请总兵马逢知吃饭，宴席极尽豪阔：珍奇罗列，鸡鹅等件都是一对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以行走三四岁小儿；比较起来，明末的只能算是土硎土簋。所以在清代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难仆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
　　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乾隆间修、民国七年铅印本。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明）沈烛：《石联遗稿》卷4《别郡公唐岩先生叙》，明万历间刻本。
　　（明）黄省曾：《吴风录》，百陵学山本。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97页。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6，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114页。
　　（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馆铅印本。
　　（清）孙静安：《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