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大道理与小道理

　　中国有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毛主席就是一个靠讲道理行走天下的人，不然，一枝笔杆子，怎么能够打得过中外的反动派呢？而且，毛主席是一个讲大道理的人，大道之行，当然畅通无阻了。
　　对于大道理与小道理，毛主席自有一番理论。
　　1937年7月23日，毛主席在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紧要关头写下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他说：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
　　一切听从大道理的安排，从大道理着眼，这便是毛主席的道理。
　　国难当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是大道理，反对日本进攻便是大道理，其他都是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初期，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有一味主张跟国民党合作的，叫右倾；也有仅仅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的，叫左倾。毛主席通过深入的调查，在1925年12月1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指出：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主席找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那就是农民，而在过去，这个同盟军是被忽视了的，毛主席找到了过去一切革命成效甚少的根本原因，发现了中国革命的这个大道理。
　　1926年9月1日，毛主席在主办的《农民问题丛刊》序《国民革命与农民动动》中写道：
　　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把中国的反动势力吓坏了，同时吓坏了的还有共产党的那些右倾主义者。农民运动被扣上了痞子运动的黑帽子，用毛主席的话讲是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1927年3月，毛主席回到湖南，花了32天的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倒看到了另一番道理，他看到的是好得很，他在报告里写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毛主席的那些大道理没有得到重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主席发言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大道理，引导着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征程，走上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为了建立一支人民的武装，在古田会议上，毛主席用他的大道理对部队进行改造，赋予了中国红军以崭新的政治使命，他说：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当长征后的红军里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的时候，毛主席却讲出了长征的大道理，它是宣言书，它是宣传队，它还是播种机，他说：
　　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当革命队伍里出现关门主义倾向时，毛主席当头棒喝，他说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他指出：
　　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蒋介石对中共血债累累，很多人认为这正是个可以报仇雪恨的好时候，国民党事变部队也有置蒋于死地的呼声。在中共内部，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的声音一度非常强烈。然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决的办法，蒋介石用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换取了返回南京的自由之身。
　　对西安事变，毛主席于1937年9月29日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说：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为了全面抗战这篇大道理，中国共产党人放下了仇恨，他们换下了代表着荣光的红军帽，加入了国民党的军事编制，开始了国共并肩作战的驱逐外侮的光辉历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和平是头一等的大道理。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着内战，一面连连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去还是不去呢？毛主席毅然选择了大道理，这一去前途未卜，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据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回忆：
　　毛主席离开延安的时候，干部中很多人提心吊胆，老百姓也是这样。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在飞往重庆的途中，我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他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毛主席在重庆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国共两党发表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毛主席作了一次大无畏的努力。虽然他的努力没有能够挽救和平，但他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未来。
　　1945年10月17日，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报告，他说：
　　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
　　毛主席重庆谈判这篇大道理，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道义，当毛主席登上去重庆的飞机的那一刻，那挥手之间，历史的结局就已经落定了。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半岛燃起了熊熊战火。1950年6月27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出兵朝鲜，并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美国军队以极快的速度逼近中朝边境，他们的炸弹落在了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他们的大兵狂妄地朝着鸭绿江撒尿。中国怎么办？经历了百年战乱的中国，那时依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力军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更不能相提并论。在毛主席的说服和坚持下，中共中央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为了这一决策三天三夜无眠。
　　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自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结束，历时二年零九个月，将美国军队从中朝边境一直打过了三八线。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对抗美援朝与施仁政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
　　抗美援朝这个大道理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
　　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从而标志着日本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刺激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
　　建设一个工业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目标，由于受工业技术基础薄弱以及国际封锁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方法，在取得了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照搬的弊端也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弊端主要表现在它促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造成了社会差距的裂痕，形成了对苏联政治及技术等的依赖。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
　　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
　　毛主席毅然开始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努力，这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不满，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就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共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泛滥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所幻想的产物。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决裂。
　　1960年夏天，苏联在中国正遭受自然灾害及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撤走了在中国约200个企业工作的14500名科学家和专家，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毛主席说：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有菩萨天要下雨，没得菩萨天也要下雨。我们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苏联人民过去10年给我们的援助，不要忘记。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这条自力更生之路，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之路，是百事可做之路，一路下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的高速发展，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话说：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毛主席花毕生的精力在讲述着关于人民的道理，关于国家的道理，关于天下的道理，他讲的都是大道理，大道理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被人理解，而事后才会被人普遍接受。毛主席从众多革命者里脱颖而出是因为他的大道理，中国共产党人从弱小走上强大是因为大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穷而白走上世界舞台是因为大道理，没有毛主席的大道理，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或者至少要在黑暗里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大道理的胜利，中国的成功是大道理的成功。
　　翻开历史的篇章，毛主席的大道理力透纸背，而那些曾经纷繁喧嚣的小道理呢？无不黯然失色。历史可以镜鉴，中国需要大道理，大道理才会有大气魄，大道理才会有大发展，大道理才会有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