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分际

　　记者的分际
　　张颐武
　　德国电视一台二台的记者对德国《焦点》杂志抱怨中国的防疫政策妨碍她们对北京冬奥会的报道，说是抗疫经常被用作禁止采访的借口。说是自己的采访受阻，不管谁要通过哪条线路去滑雪场，也都必须登记。还说有政府的看护人对他们进行监视，我本人受到监视和跟踪。很明显，我们的手机被窃听了等等指责。从各个方面抱怨中国没有自由报道的权利。
　　实际上，她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抗疫所实施的管理，是为了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必要的措施，既是保护参与冬奥会的运动员和记者的安全，也是保护本地居民和社区的安全。在新冠全球传播的今天，为开好奥运会中国的付出是巨大的。中国社会一直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形成了和西方在这方面的强烈的对比。这其实是人们能够理解的，是对于生命安全的高度的关注。现在这些措施居然被无端是说成是为了限制他们的报道，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防疫措施确实和西方有所不同，在冬奥期间所采取的闭环管理的措施显然的是相对于西方更严格，但正是这些措施有效地是在中国防控住了新冠疫情的蔓延。这不可能由于这个记者的不负责任的抱怨就改变。而她的说法，其实是刻意地冲撞中国的防疫措施，把这一切不断地构成一种事件。这种指责就是逾越了记者的基本的分际，变成了一种恶意的指责。
　　当然，这里涉及的也是一个事关新闻工作的基本准则的问题。对于新闻记者，采访新闻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基本事实的真实。这种真实的获得就需要记者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都需要更为客观的态度，不是为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肆意地扭曲和歪曲事实。事实当然是一切新闻报道的前提，记者当然不可能不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前提之下，没有真实，也就没有了新闻工作的基本的前提。记者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这也是必然的，但确实不能为了立场刻意地扭曲事实。有了这样的扭曲，其实新闻工作者就彻底地逾越了自己的分际。但一些年来，随着西方一些势力的反华的态度越来越激烈，一些记者就热衷于扭曲事实，进行刻意的、带有强烈攻击性和主观偏见的报道。由此来取悦那些已经失掉了客观性的受众，让他们的刻板印象得到更多地加深。这样的行为已经是相当普遍的了。
　　他们其实是先入为主地就认为中国的制度和西方不同，因此就天然地没有自由，社会处于恐惧之中。他们都是按照这种预设的期待视野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在报道之前就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和了解中国的一切。中国的任何状况，都被从这样的方向上加以引申和解释，这就直接形成了对于中国发生的真实事情的随意的剪裁和任意的理解。于是，中国社会形象就变得极为扭曲。一方面是迎合某些势力对于中国的恶意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在让一般的西方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明显背离了真实的中国。这种状况现在看是愈演愈烈，随着西方一些人的反华和遏制中国的欲望的越发强烈而变得更为极端。
　　更有甚者，一些记者甚至无视所在国的法律，公然以冲撞本地社会的方式，把新闻工作变成了一种作秀的表演，诸如对于中国防疫规定的刻意的冲撞，显然就是把报道新闻的记者，急切地变成了制造新闻事件的主角。自己制造一种违反社会秩序的新闻，来凸显自己的所谓的勇敢面对专制的英雄形象，然后自己加以报道渲染，在西方来博取一些极为廉价的喝彩和掌声。这样用刻意制造冲突来完全超出了记者的职责，而是变成了起哄架秧子的煽动者。他们的恶意的情绪远大于对于事实的客观认知，主观的抹黑的强烈的愿望远大于了解和尊重事实的态度。这样就让本来是以事实为前提的新闻报道活动，变成了一种具有挑衅意味的行为艺术。西方的一些新闻人，其实是根本没有对于新闻工作的基本准则的尊重的，他们就是要以扭曲事实让人难堪，以片面叙述来压抑真实，来达到他们的媒体所需要的虚假的东西，由此让新闻工作堕落为一种制造事端的政治秀。
　　近年来，一些西方记者在中国受到了不少公众的抵制，就是因为这种不公正的报道方式引发了反感。中国公众会认为，无论事实如何，西方记者都会有一种扭曲事实，先入为主的方式来进行报道，把一切中国的事情套到没有自由的刻板的认知之中。中国做的任何事情都能套进这样的模式之中，他们的完全逾越记者的分际的极端行为，不但不会因为违反真实而受到自己的社会的指责，反而会得到鼓励。这样的行为必然地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反感和抵触。
　　客观地报道中国的状况，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现实，这其实是报道中国的重要的前提，没有这样的前提，必然地会出现观点对于事实的扭曲。冬奥来临，人们希望西方的记者，能够记住记者的分际，能够用真实的报道来展示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