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民俗现象

　　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
　　已有的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历史学的，一是政治学的。历史学主要以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为目标，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的观点为特征。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说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断了，文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女性择偶以工人和军人为理想等；而且，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创造，例如，革命谣谚，知青歌曲和各种讽喻作品等。十年间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人们用以破坏基层民俗文化的工具与武器，仍是民俗层面的文化。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学观点，常常有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文革历时十年，十亿多中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转换一个民俗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接近构成文革土壤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反映于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国国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膜礼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年至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
　　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