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思考

　　对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思考
　　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向文化强国进军的号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否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振兴，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诚然，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上，我们要善于、勇于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重视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事关国基永固，兹事体大。纵览人类文明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地否定和割裂传统，都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前行。西方的文艺复兴、日本的明治维新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余年文明、五十多个民族、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华文化对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虽然近代中国屡遭落后挨打的困局，但反思和批判传统并非是要否定传统，而是应在自我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让我们的文化更加生机勃勃。因此，党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回应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文化问题的内在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奠基于100多年来中华文化自身发展逻辑之上的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但如何将这种认识落实在行动中，并在文化建设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深入思考会发现：在具体如何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上，需要在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上作出回应：第一，传承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决定》中指出的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这个问题虽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但究竟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是什么，对其都还缺少深入的考察，更谈不上取得共识。而这恰恰是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前提，否则，连传承什么都还搞不清楚，传承体系根本无从谈起。第二，如何传承？这实际上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渠道、方法、载体与方式的问题。本文仅就传承什么的问题作出探究和尝试性的总结。中华文化林林总总，就其基本架构而言，是包括儒、道、佛、中医、武术、书法、绘画等文化形态在内的统一体。有人曾说，佛学是印度传到中国的外来文化，这固然是历史的事实，但不可否认，自公元前后佛学传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融合和演化的过程中，佛学已经融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儒、道、中医、绘画、书法等中国自身的文化形态相互渗透，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文化的问题上，应该带着海纳百川的态度，尊重汉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基本现实，全面地总结中华优秀文化基本元素所渗透的内在价值，从而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源泉和精神支柱。基于此，应该怎样总结出优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成为我们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首先，在如何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问题上，可以从《易传》的哲学观中吸取智慧。《易传》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传统文化，既要看到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也要看到在文化流变的万象中其一以贯之的内容。换句话说，形而上的文化之道，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圣哲先贤对人生和宇宙究竟的深刻思考，超出了时代的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形而下的器物和制度，则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痕迹，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在与时俱进中实现超越和扬弃。因此，我们所指的优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赋予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形而上之道，是中华文化保持勃勃生机的内在源泉，我们要从形而上之道的角度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总结，这种总结既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是创造未来新文化的根基。其次，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什么。抛开形形色色具体语境下的特定结论的制约，会发现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大致包括：在儒家部分，《中庸》明确提出：人者，仁也。即儒家的核心要义就是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志士仁人。带着这种态度看待儒家的典籍文本，会发现无论是《论语》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学》中的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中的修道之谓教等，无不是引导人们成就一个真正的志士仁人。当然，这种仁人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其外在的表现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仁者爱人等，这些精神都是具备仁这种德行之后的具体体现。因此，儒家的这种精神对于培养民族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还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强调道并行而不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认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殊途同归，这是极为博大的文化观念，根本上拒斥文化的霸权与单边思维。在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时代，这是维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态和谐共生的宝贵精神资源。在道家部分，《道德经》提出了无为之处而无所不为的思想，意思是当一个人的心灵净化到了无私欲的境地，才是真正的无为；正因为无为的境界没有了自我私欲的权衡，所以才能够将家国天下的责任一肩担起，也正是在这个境界中，一个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不为。因此，老子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把自我的贪欲放下之时，才能做到道法自然；只有一个人把自我的私欲去掉了，才能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庄子》则提出了无所待的思想。一个人心中只有真正放下了名利和贪欲，才能做到无所待，才是真人。而且，庄子并非只注重个人的精神解脱，而是看到了个人心灵净化与担当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天下》一篇中，庄子提出了内圣外王的思想。所谓内圣，首先要心灵净化，也就是《大学》中讲的明明德，当一个人真正放下了贪欲和名利，这个时候才能自觉将民众的诉求当作自己的诉求，才能具备行王道的条件。在佛教部分，唐代禅宗大德药山大师提出了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佛教的真精神。佛翻译成汉文就是觉悟，所谓成佛，就是成为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只有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才是高高山顶立，觉悟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会返回到苦难的人间，与众生打交道，利益社会，服务众生。佛教的精神就是以出世的精神，过入世的生活，心无所求，潇潇洒洒，只是尽一个人的义务而已，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担自己该担负的使命，真正做到心无挂碍。《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中讲：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这可谓是大乘佛教菩萨道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在中医部分，近代以来不断有取消中医的言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医固然有它的积弊，但西医何尝不是问题重重。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中医对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中医治病，特别强调体系整体辩证的观念，即一个人出现疾病，是其心理、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医的疗法不是简单的就病治病，而是注重充分地调动身体自身机能的作用，在辨证施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个人心理、生活环境和习惯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承认，中医这种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治疗方法和天人一体的医学观，是人类对付疾病的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虽然从形态上分为儒、佛、道、中医等，但这几部分在内容上并不是泾渭分明、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融合，有机统一的。儒家的仁人教化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一个没有道德人格、不懂礼义廉耻的人，根本无从谈起什么学道、学佛，也违背了大医精诚的中医理念。一个人只有能够善养浩然之气，看淡名利，才能理解道家的无为之境，才能做到内圣外王。今天，人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了欲望的漩涡，浮躁、冷漠、自私、缺少精神的归属等问题困扰着这个时代的心灵。如何才能救治这个时代被欲望俘虏的心灵？如何才能让人真正觉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何才能启发人们在点亮自身良知的前提下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人类文明如何才能应对现代性的困境而有一个更加光亮的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正视并加以回应。对于此，中华文化的智慧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华文化浩如烟海，其精神内核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传承优秀中华文化传统，还要带着海纳百川的大气和自觉，善于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唯有如此，文化强国的目标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