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19世纪西方语言学用于研究汉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语言学是高校中文系的学生要学习的主要课程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至今一直存在发展。其分支学科亲属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法学、音系学、认知语言学等。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出现过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诺姆乔姆斯基等（两人为20世纪语言学的代表），其所创立的理论框架被世界上其他的语言研究者广泛使用。
　　语言学分支学科包括亲属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法学、音系学、认知语言学等。分别研究语言的不同部分，各学科各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各学科间相对独立。
　　与产生于西方的很多近代学科理论框架类似，这是一个用分析手段（起源于自医学中的解剖）来研究一个有机联系体的学科。这是一个用不同形式的联系（将他们分析之后平列开）将原来语言有机的联系表达出来的过程。这中间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与语言本身类似用一个不同形式的联系将客观事物的联系表达出来，例如：矛盾，这个词的意思与矛和盾都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东西成型之后，它自身就具有了规律，其发展就会走向相对独立的道路。语言学是为了解释语言中背后存在的规律，让读者明确而产生的，围绕其所研究的语言而形成不同的形式来自西方的语言学是基于西方语言而产生的，形成了他特定的形式，相比较于针对汉语产生的中国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其研究内容、分科与理论框架不同。
　　而在西方语言理论传入中国之后，这种特定形式的语言学与与和西方语言具有不同内部结构的汉语之间不协调性也就逐步表现出来了。
　　这主要表现在解释汉语现象困难、研究者不能正确区分形式和实质等问题上。
　　根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虽然都具有系统性，音位与音义结合体却处于不同的范畴内。研究语言本质上就是研究音义结合体。（实际上应当称为形义结合体，下文同。）。索绪尔将研究音义结合体的这部分划分为语法与词汇学两部分，词汇学负责研究词的意义，语法学主要负责研究音义结合体的组织。音义结合体之间是分级的语素构成词、词构成短语、短语构成句子，这套方法可以称为词本位。
　　以上这套东西是从西方语言学那套概念迁移过来的，用它们来描述汉语，就出现了种种问题，19世纪西方语言学传入之后，中国学者基本都是在这套概念的基础上继续延伸，20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中，遇到了种种困难，这套概念之上不断加入新的概念，以求能达到精确描述所发现的汉语的所有现象的目的。
　　一个人要沿着一条特定的轨迹走，如果其中若干步走偏了，后来如果还想回到原来的轨迹上，就要改变方向有可能能回到原来的轨迹那里。
　　用以描述汉语比较困难，说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预设可能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汉语由四级音义结合体组成：语素词、短语、句子，其中语素构成词、词构成短语、短语构成句子。结构主义语言学把更高级的意义结合体看成是由较低级的意义结合体叠加形成的，而这两者如何叠加，是音义结合体之间的简单组合吗？好像不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低级音义结合体组合成更高级音义结合体的过程实质上是低级音义结合体形式上的简单组合与低级音义结合体意义更复杂组合的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
　　这不是音义结合体结合成音义结合体，而是音义结合体的形式与意义分离之后形式与意义再组合的一个过程。
　　其中意义方面的结合包括组成成分意义的叠加（如：你我）、组成成分意义削减后的叠加（如：铁人，铁只取其坚固的意味）、丧失组成成分意义只有组合后产生的意义（如：矛盾）、组成成分意义加上叠加后产生的意义（如：三纲五常）等情况。
　　这样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汉语音义结合体层级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各级音义结合体实质上处于同一个层级上，即使形式上是若干句子，它们具有一个整体的意义时，也算作一个音义结合体。
　　以上说的是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对现代汉语音义结合体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运用在汉语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加反映它形式化与片面性的错误性。
　　汉语史研究也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对汉语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外许多研究学者对汉语都进行过分期研究，他们或以语言的单个要素为纲（音系或语法）进行区分，或者再结合社会历史等外语言要素进行区分，各划出了数量等或不等，起止时期相同或不相同的汉语历史发展阶段来。
　　语言是什么？是人的一种能力。而这人的能力又是什么呢？就是千千万万人的同种类型（相似的、同一范畴的）的能力的总和。我们与其说语言在演变不如说该能力的拥有者这些人在演变。而这些个人在演变一方面包括了基本不变的人群这一能力的演变（单纯语言能力的演变）以及有新成员加入后他们这种能力的新出现（使用人群组成变化造成的演变）（我们认为这些新成员之前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在此视为不同的能力。）。
　　语言是千千万万人同种类型能力的总和，而这千千万万人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是在相互接触中获得的，其中每个个体具有或多或少的语言能力，他们在相互接触当中，这些或整或零语言成分得以交流（有的是单向的输入，有的则是双向的交流，相互作用下相互改变。）。双语能力的持有者（或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者）的交流作用是汉语发展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那些语言成分（语言能力的部分）能够交流，这背后有着很大的人为因素。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中解释语言演变有一个重要原则经济原则，而一个语言成分到底经济不经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使用者觉得它是否好用，或许在音系上音位越少越好，但在音义结合体层面，语序与内部屈折哪个更经济要看使用者的意愿了。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多数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把语言看成一个团体的所属物，研究语言的变化多从语言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社会的分和等方面进行解释，而很少提及作为个体的人对语言发展产生的影响，人的语言能力源自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所对应的能力却不知语言一种，如果只讲语言这一种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就无法解释语言是怎么产生的了。人进行很多种实践活动，语言是其中之一，这些实践活动作用于人的大脑思维进化，大脑思维进化后，产生语言这种新的能力。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把语言的表现形式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就好像只研究函数的因变量而不考虑函数的自变量一样。
　　以上西方语言学研究汉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进行汉语研究要科学的认识观为指导，科学的认识观的基础上看待研究客体，吸收前人研究理论合理性成分，改进其不合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