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遗像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信息

　　王阳明的挚友湛甘泉在谈到为何要为其师陈白沙塑像时说：是故于其没也，有三成之道焉。具体克肖，谓之德成；见于美墙，僾乎容声，谓之思成；刻木肖形，谓之像成；德成不已，求之思成；思成不已，求之像成；皆有不得已焉也。1而所谓德成、思成与像成，又可相应地比附于神象、想象与形象。毫无疑问，就哲学思想家而言，具体克肖的德成与见于美墙、僾乎容声的思成，显然要高于刻木肖形的像成。然而肖形又不能不说是古人感怀先贤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形象的直观性与亲近感会更加凸显出其特有的人文价值与社会功能。湛甘泉的这一论述，无疑对王阳明的遗像也是同样适用的。关于阳明遗像的具体考察，笔者已有专文论述2，本文则拟对阳明遗像中的历史内涵及其文化史意义作一阐释。
　　一hr古人云：像之使人瞻仰者，从来尚矣。3故此，尽管古代中国画中惟山水最高，虽人物、花鸟、草虫，未始不可称绝，然不及山水之气味风流潇洒4，但为圣贤画像，却是中古尤其是明清时期画家的一份责任，亦是当时民间崇拜者的收藏嗜好。
　　具体到王阳明的画像，实际上在他生前就已开始在江西赣州的部分地区流传。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二年十二月，阳明班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1然此时所供奉的阳明肖像，估计皆出于无名乡绅或生员之手，形神皆不似，阳明咸不称意，诚如朱谋垔所言：
　　王文成镇虔日，以写貌进者阅数十人，咸不称意。盖文成骨法棱峭，画者皆正而写之，顴鼻之间最难肖似。（蔡）世新2幼年随其师进，乃从傍作一侧相，立得其真。文成大喜，延之幕府，名以是起。久之，吾宗人聘至南昌，写面俱请世新，而衣摺丹彩色则用罗素，故各极精妙。至今展之，犹如生对。世新亦善钩勒竹，大幅则佳；亦画美人。3
　　这就是说，阳明生前最称心的画匠是跟随其多年的蔡世新，而蔡氏根据阳明真身绘出的乃是其燕居授书像（详见后述）4，故该类成像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王阳明去世不久，其在浙、赣、黔、粤等地的门人后学，便纷纷为其设祀建祠5，仅《阳明年谱》与《世德记》所载比较有名的祀祠，就有十一处之多6，甚至一些偏僻之地也建起了带有乡约、族会、家塾性质的祀祠。而祀祠中一般都须立像祭拜，于是阳明画像便在其门人后学中被迅速传播开来。不过这只是对王学兴盛地而言，若换成王学传播的边角地带，阳明画像则变成稀罕之物了。诚如嘉靖年间浙南硕儒项乔所言：
　　日又至（吉安）报功祠，见薛同年甲（薛侃）置阳明石刻于宇下，窃谓此虽未足以知阳明，亦足以知薛子之政矣。虔有周、程、阳明像，又有阳明亲手墨刻，乃人生所罕见而奇遇者。日见郁孤（即赣州郁孤台），牛马其风，芜秽不治，而阳明（像）是山板刻，又多倒置于冷湿地下。7
　　由于阳明死后，其学说即被朝廷定性为伪学，所以其画像在嘉靖年间曾被人有意无意地倒置于冷湿地下，是完全可能的。但要说阳明画像在当时就已与周敦颐、程颐画像一样，成了人生所罕见而奇遇之物，则只能说明项乔的孤陋寡闻了。
　　据钱德洪整理的《世德记》所收之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记载：
　　嘉靖己亥（1539年），予督学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赠吕生舒，此幅是也。未几被召，因摹像以归，将示同志者，而首以赠吕生。予尝见人言此像于先生极似，以今观之，貌殊不武，然独以武功显于此，见儒者之作用矣。吕生诚有慕乎，当（一作尚）于其学求之。8
　　不过该文与载于徐阶《世经堂集》卷十四中的《阳明先生画像记》所记内容稍有不同。《世经堂集》说该像乃赠同年淡泉郑子9，而非《世德记》所说的赠吕生舒。除所赠对象不同外，其余文字两种文本所记皆同。此外，王畿《先师画像记后语》亦载：公（指徐阶）首以像、记授门人吕生需（疑即吕生舒，需、舒音近），因以视予。1
　　由于当时徐阶临摹的王阳明燕居像有二幅，是故笔者推测，徐阶可能是把两幅像中的一幅赠予同年郑淡泉并附记，另一幅则赠予门生吕需亦附记2。因两篇记文内容完全一致，惟赠予对象不同，而且后者是被阳明后学所保存，在王门中的流传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大超过前者。因此，后来王正亿在编纂《阳明先生家乘》（钱德洪将其更名为《世德记》，收于《王阳明全集》）时，只收录赠予吕需的记文，而不收赠予郑淡泉的记文，而王畿亦独为《世德记》所收的赠吕需之记文撰写跋语，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后来王门内部所掀起的阳明遗像崇拜热，与徐阶可以说有直接关系。而徐阶之所以会如此重视阳明画像，一方面自然是出于他对阳明学说的信奉，另一方面亦与他反对去孔子王号，变像为木主3的立场有一定关系。阳明殁后两年，即嘉靖九年（1530），明朝开始实行礼制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把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孔庙里的塑像改为木主（即木制神牌，又称神主，上书被祀者的姓名而非画像）。因为当时的辟佛者认为，塑像或肖像类似于佛像，这是对孔子的亵渎。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舆论压力下，当时有个别阳明弟子也主张用木主代替阳明画像，比如嘉靖十四年（1535）夏，余姚人徐九皋于扬州重建维扬书院时，即设先师木主，配以四贤4，以祀阳明。徐阶既然反对变孔子像为木主，那就一定会主张以阳明画像为祭祀之首选。于是，徐阶便四处寻摹阳明画像，寻摹后还向同门推介，藉以推动像文成而祀焉5的活动。所以，当时王门祀阳明一般都是把阳明图像与木主放在一起，这样既可区别于外来佛像，又可使阳明形象可亲可爱，以适应王学普及化的需要。据钱德洪《上海日翁书跋》：嘉靖壬子（1552），海夷寇黄岩，全城煨烬。时正亿游北雍，内子黄（王正亿妻）哀惶奔亡，不携他物，而独抱（阳明）木主图像以行，是卷（指《上海日翁书》）亦幸无恙。6阳明的木主图像是神主，其嗣子正亿家人自然不敢有丝毫亵渎，黄岩大火，正亿妻不携他物而独抱阳明木主图像以行，是完全应该的。
　　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中提到的阳明朝衣冠像后又被阳明同乡俞嶙7临摹传之。俞嶙尝在凡例中自识其缘起云：
　　昔华亭徐少师阶督学江西，于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此则其朝像也。徐少师尝语人云：此像于先生极肖。予于吾里所见庙像亦然。今后人仰慕先生，每有不见古人之恨，予特绘而传之，使学者能于有象之面目求其无形之性情，则语言文字之外当自有遇之者。8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原道又据俞嶙原刻重摹增入其所编的《阳明先生年谱》卷首。
　　然而，徐阶赠予郑淡泉和吕需的阳明画像，肯定不是蔡世新的原画，因为徐阶本人已说得很明白，是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而此时离阳明去世已有十一年。嘉靖年间，除蔡世新所绘阳明像外，尚有时任浙江佥事的阳明门人张鳌山1画的阳明像。据邹守益《题会稽师训卷》载：张子鳌山绘阳明先师遗像，及彙书翰为一卷，夙夜用以自范。某敬题曰会稽师训。2因同文中又有先师弃诸生二十年矣，诸同门相继沦逝，而吾二人亦齿发种种矣之记载，故可推知，张鳌山之像应绘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比蔡世新画晚了九年；而且张鳌山是在绍兴画的像，而蔡世新是在赣州画的像，两地皆为阳明的讲学论道处，故所画像亦当为阳明讲学授徒之肖像。
　　另据清末李慈铭《于越三不朽图赞按》：
　　明代张阳和所藏南康蔡少壑世新墨绘阳明先生深衣小像，有越峥（原注：朱南雍，隆庆戊辰进士，以画名）题赞一首，其引首有白文小长印，曰五云深处珊人，末题山阴后学朱南雍书。有朱文方印二：一曰朱子肃，一曰山水木石间人，琴棋诗辈中意。3
　　说明蔡世新所画的阳明像，当时即已传至越中，而张元忭（号阳和）乃阳明二传弟子、绍兴望族，故笔者估计，张阳和所藏蔡世新墨绘阳明先生深衣小像与张鳌山在会稽画阳明像这两件事之间，也许存有某种联系。
　　又据明代文豪徐渭《新建伯遗像》4诗云：
　　方袍綦履步从容，高颡笼巾半覆钟。千古真知听话虎，百年遗像见犹龙。夜来衣钵今何在？画里须眉亦似侬。更道先生长不减，那能食粟度春风？5
　　从诗意分析，徐渭所见遗像疑为阳明之全身官服像。此像与蔡世新、张鳌山所画之阳明像尤其是徐阶从士人家摹得的阳明朝衣冠像有何关联，现已无从考证。不过从以上叙述来看，阳明去世后的一段时期，流行于世的阳明画像似以燕居讲学像为主，然到明代晚期，则变为以朝服衣冠像为主，而且流传于世的阳明画像已至少有五、六种之多。
　　除了临摹阳明画像外，在明代中后期，为阳明画像题辞的势头亦有增无减，据笔者初略统计，有史料可据者有三十人之多6。不过这种势头到清代以后略有减弱。近年来，随着阳明思想与事迹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各界的关注，为阳明塑像、画像之风又开始由衰转盛。据笔者调查，现存于海内外的阳明画像、木雕像及铜像至少有三十八种以上，是除孔子之外现存遗像较多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一7。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后人临摹前人、外国摹仿中国，因此出现诸多遗像相同或近似的状况，是很正常的。若就这些遗像的种类而言，则大致可分为燕居像、朝服像、封爵像、布衣像和戎装像，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详述，兹不赘述。
　　二hr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对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王阳明遗像的细致梳理后使笔者发现：阳明遗像所展示给我们的历史记忆，不仅包括阳明形象在历史时间上的转换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而且还包括阳明遗像在中、日、韩三国不同空间中所呈现的各自特点及其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而这些历史记忆和文化信息，又可作为我们进一步解读阳明思想及其行为方式的辅助手段和特殊视角。在笔者看来，阳明遗像所透露给我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信息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果说朱子像主要来源于朱熹本人根据写真之要求而绘制的自画像，那么阳明像则主要来源于王氏门人蔡世新等人根据神似之要求而绘制的想象画。朱熹自画像是为了自警，故易于被人化，而阳明被人画则是为了示人，故易于被神化。从而使朱子像显得较为形似，而阳明像显得较为神似。如果说形似取决于是否建立在生动把握所绘对象之外形特征的基础之上，那么神似便取决于是否建立在深刻把握所绘对象思想个性的基础之上，所以朱舜水所说的大凡画像，至后世辄展转失真，此无足怪者1之普遍规律，也许并不完全适合对阳明遗像之考察。当然，后人为阳明画像，有时也会出现湛甘泉所说的求之像成的不得已的情况，而放弃求之德成、求之思成的目标诉求，所以在流传于世的各类阳明像中存在介于神像、想像及形像之间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第二，就笔者所知的三十八种阳明画（雕）像来看，虽形象不一，姿态各异，但不外乎燕居、朝服、封爵、布衣、戎装和野服六种类型。其中朝服、封爵、戎装属官服像，燕居、布衣、野服可谓学者像。而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所谓的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之陈述，则似乎能够反映出当时流传的阳明学者像要多于官服像之实态。以后的演变，亦进一步证明了明清时期的阳明遗像以燕居讲学像为主且来历比较清晰这两个基本事实。至于在世人心目中的阳明形象为何是以学者形象为主，则恐怕与阳明自身的思想感染力以及以徐阶为代表的阳明弟子的影响力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此外，阳明和乐坦易、不事边幅2的外在形象，遇政治险境，喜以纶巾野服3、隐遁山野的性格特征，以及勤于学问、诲人不倦的内在品质，也造成了较之官服像世人更喜爱阳明燕居像的普遍心态。这只要体会一下徐阶所谓的貌殊不武，然独以武功显于此，见儒者之作用的阳明评价论以及明清两代学者所撰的各类阳明像赞，即可不言自明。用清人彭定求的赞辞说，阳明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就犹如包山作像，写生轶伦；宴坐静观，褐衣幅巾；功名何有，至德斯纯；意喻与立德、立言相比，立功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几乎可忽略不计。
　　第三，谈到阳明的官服像，必然要涉及有关明代官服诸问题。对于明代官服，阳明同里硕儒朱舜水曾做过详细介绍，他说：
　　大明衣冠之制，以文官言之，有朝冠，冠有簪，冠中有梁，有金线，分别官职高下。武官以缨，缨有曲。公服有红有青。五品以上红公服，五品以下青公服。有软带，文武有别。有蟒衣，有麒麟，有斗牛，有绯鱼，有坐龙。以上五种，惟一品二品得赐，以下官不敢服，不赐不敢服。武官不同，带有玉有犀。1
　　这就是说，明朝官服包括文官和武官两种服饰。对照阳明的若干种官服像，又可分为武官像和文官像，但以文官像为主。这说明，阳明在世人眼里主要是文官而非武官。
　　第四，谈到阳明的学者像，就要涉及事功、学问、道德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阳明本人可以说是一直坚持以学问、道德为重之立场的，这只要读一下他的高足王畿的以下记载，即可了然：
　　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为浮云，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难；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难。此千古圣学真血脉路。2
　　昔有士人谤先师，以为虽讲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师（阳明）闻之，曰：此士人非谤我，乃见称也。古之人志于功名，则不动心于富贵。予虽日讲圣人之学，少有不谨，堕落富贵之念，或时有之，况功名乎？3
　　师（阳明）曰：我今与世间讲学，固以道德设教古之所谓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谓富贵，今之功名。4
　　昔有求工画者，不在乎吮笔含墨，而在于解衣磅薄以坐之人，惟能忘于画而后画始工耳。今者则何以异于是？5
　　因此可以说，世人为阳明画像或临摹其遗像，以其立言、立德为神似之基础，是完全符合阳明本意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靖三十一年（1552），浙江提学副使薛方山才提出改称绍兴新建伯祠6为阳明先生祠的建议。据载：
　　嘉靖壬子春二月，浙江提学副使、后学武进薛某巡历绍兴，谒阳明王先生祠。见祠以新建伯提额，因思先生之所以振起乎世道、著存乎人心者，恐不专在是也。越夏六月某日，属绍兴府知府梅守德易以今额。7
　　阳明祠名称的改变，实际上反映了阳明形象由政治家到思想家、由官员到学者的转型过程，而这种转变亦必然会反映到阳明画像的创作以及临摹选择中。所以阳明去世后，其门人后学大都塑燕居授书像而祭之，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欧阳德改建天真书院仰止祠，下祀塑师燕居像，为门人私祭8；而在隆庆以前，塑燕居像而私祭阳明，乃学界民间的普遍愿望。
　　不过随着统治阶级利益的转异，阳明在事功方面的意义日渐突显，所以到了后来，阳明官服像的种类逐渐增多，以至超过了燕居像。由此似也证明了笔者有关后世有将王阳明进一步官僚化、政治化的推断，而这显然是与明人为阳明画像以及徐阶等人撰写画像记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第五，以上所说的把阳明官僚化、政治化的倾向，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军政界反映得尤为明显，这从以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井出季和太等为代表的日本军政界人士大都喜爱阳明的官服像或带有武士风格的阳明肖像中，即可看出一斑1。于是，明清以后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多种阳明遗像，便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与中、韩两国人士喜爱阳明文人像不同，经日本人临摹、再创作后的阳明像，有进一步官服化的趋势；二是与中、韩两国人士喜爱阳明的半身像不同，经日本人临摹、再创作后的阳明像，有全身化的趋势。笔者以为，这两种趋势的出现，可能都与当时日本社会提倡武功，故而需要用阳明的事功形象来作铺垫，以及一般来说全身塑像更能被人从直观、形象的视角接受和理解，有密切关系。而这也正是日本人尤其是幕末维新时期的武士阶层对王阳明极为崇拜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可作为日本人擅长直观思维的又一明证。而换一个方向看，阳明遗像在韩国的传播过程，就与日本略有不同。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最早在韩国颇有影响的《少年》杂志上刊登的阳明肖像，更像是韩国的儒学学者或元老学者，他富有文人风采，而不同于武士风貌2。这显然是由日、韩两国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从中国传入阳明学时的不同选择和后来的不同发展方向所决定的。因此故，阳明遗像中所隐含着的历史记忆和所透显出的文化信息，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TheHistoricalMemoryandCulturalInformationintheMemorialPortraitofWangyangming
　　Qianming
　　Abstract：Portraitisoneoftheimportantmeansinmemorialtheancientsaints，especiallyasthetimepassingquickly，Theimagesdirectandclosenessfeelingshavealreadyexplicitlyshownthespecialhumanitiesvalueandsocialfunctions。AsregardtotheconcretesurveyofthememoryportraitofWangyangming，theauthorhadspecialthesistoillustrate，thisarticleexplainedindetailofthehistoricimplicationandculturalmeaningtowardstheportraitofWangyangming。
　　Keywords：Wangyangming，thememorialportrait，historicalmemory，culturalinformation
　　1（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白云白沙祠塑像告成文》，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2参见拙文：《王阳明遗像综考》，《阳明学》第18号，东京，明徳出版社2006年；《王阳明遗像综考兼论贵阳阳明祠所藏之阳明像》，载张新民主编《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明）张岱：《越人三不朽图赞序》，载沈云龙编《明清史料彚编》集九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3页。
　　4（明）唐志契：《绘事微言画尊山水》，载潘运告编《明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
　　1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整理：《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47页。
　　2蔡世新，生活于明嘉隆年间，字少壑，号鹤田，江西南康人，善画人物，《心斋年谱》曾记有阳明命其绘吕仙图之事（参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页；按：此事《阳明年谱》未载），而《阳明年谱》则记载说：嘉靖十六年，门人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取南康蔡世新肖师像（《王阳明全集》，第1333页）。
　　3（明）朱谋垔：《画史会要》，载潘运告编《明代画论》，第409页。案：这则史料，明清之际会稽人徐沁所撰的《明画录》亦有载，曰：蔡世新，号少壑，赣县人，工写照。时王文成公镇虔，召众史，多不当意。盖两顴稜峭，正面难肖。世新幼随师进，独从旁作一侧相，得其神似，名大起，亦善钩勒竹，大幅者佳，兼画美人。（同上）
　　4今上海博物馆藏有蔡世新画《阳明先生小像》，画王守仁科头燕服，右手持卷，盘膝端坐于席上，正是从斜侧面来描绘的，其颧骨显得高耸（杨新：《肖像画与相术》，《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六期）。然笔者以为，此像是否确系蔡世新所绘，尚有待考证。
　　5因王阳明在各地所起的作用及影响不同，所以各地供奉其遗像的目的亦有异，比如先生在粤、在赣，平祸乱，靖封疆，其祀先生者以功；而黔人之祀先生者以学（张幼轩：《阳明祠记》，载《贵阳阳明洞阳明祠碑刻拓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浙人之祀阳明，似同于黔而异于粤、赣。
　　6分见《王阳明全集》，第1333、1335、1340、1342、1344、1345、1346、1350、1352、1482、1484页。
　　7方长山、魏得良点校：《项乔集》，《温州文献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64页。
　　8《王阳明全集》，第1482页。
　　9徐阶：《世经堂集》卷十四《阳明先生画像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明）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五，清光绪七年重刻本。
　　2郑淡泉和吕需分别为徐阶的好友和门生。吕需，《万历野获编》记为吕光，生平不可考。陈继儒《见闻录》卷六：是时，文贞（徐阶）之客曰吕需，号水山，唐栖人，老而负侠骨，尝伪为徐使者，持文贞书面谒新郑（高拱），新郑与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号诉，达于新郑之内夫人，乳媪以下无不感动垂涕者，皆为文贞潜解之。而新郑之意亦倦矣。或曰得吕需之力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二百四十四，第204页）此记高拱为吕需所动而释徐家之惩，虽不可尽信（参见姜德成：《徐阶与嘉隆政治》，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但却能说明吕需这个人与徐阶的密切关系。《万历野获编吕光》：晚年游徐华亭门，为入幕客。徐为高新郑所恨吕诈为徐之奴，持徐乞哀书伏哭高公庭下，如申包胥故事，高为心动，至高夫人亦感戚劝解。（第215216页）故知吕光即吕需。
　　3（明）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卷五《复潘朴溪提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明）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八《维扬书院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三六《存斋徐公行状》，《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王阳明全集》，第986页。
　　7俞嶙，字嵩庵，浙江余姚人，清康熙十二年刊刻《阳明先生全集》于广东从化，卷首追绘阳明遗像。
　　8（清）刘原道：《阳明先生年谱》卷首，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1张鳌山，字汝立，号石磐，人称南轩公，江西安福人，明正德五年举人，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监察御史、督学南畿。因参与举发宁王朱宸濠叛乱，语触权贵，遭逮入狱，后罢归。嘉靖间任浙江佥事，督学御史等。著有《南松堂稿》六卷、《山居杂兴》等。尝在安福创办兼山书院（文明书院）、乐育书院。
　　2（明）邹守益：《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九，光绪三十年孙仁任刊本。
　　3（清）李慈铭：《于越三不朽图赞按》，载沈云龙编《明清史料彚编》集九册，第256页。
　　4关于徐渭所得之阳明遗像，可参见其所撰的《里优者持象索书》（《徐渭集》第3册，第1055页）。
　　5（明）徐渭：《徐渭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28页。
　　6明清两代为阳明题像者甚多，如弟子邹守益（见《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九）、王畿、钱德洪，侄子王正思、王正愚（均见隆庆本《王文成公全书》卷首），友人湛若水（见《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六）、弟子陈九川（见《明水陈先生文集》卷六）、明人朱赓（见《朱文懿东文集》卷十八）、许獬（见《丛青轩集》卷五）、林大春（见《井丹林先生文集》卷十七）、蔡汝楠（见《自知堂集》卷十五）、张岱（见蓬释轩《姚江杂纂》），清人彭定求（见《阳明学》第十五号）、张澍（见《养素堂文续集》卷三）、章钰（见《四当斋集》卷七）、黄彭年（见高濑武次郎《阳明学新论》）、魏源（见《魏源集》卷十九），近人刘师培（见《刘申叔先生遗书》卷八）等。而最集中记录阳明像赞的文献乃是清人辑成的《阳明先生遗像册》（影印本，书签由何绍基书写，莫友芝题眉，郑珍序〔见俞冰、马春梅主编：《中国历史名人别传录》之《王阳明先生事略》，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和今人所编的《贵阳阳明祠阳明洞碑刻拓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载有袁枚、谢启昆、熊枚、许祖武、秦瀛、茹芬、唐仲冕、顾宗泰、朱懋功、贺长龄、唐鉴、翁同书、罗绕典、乔用迁、周作楫、胡家玉、朱树、周际华、陈炳极、何绍基、郑珍、莫友芝、莫庭芝、振棫、朱获，黄辅辰、潘霨、史念祖等清代、近代诸多硕儒名流的像赞序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阳明学在清代、近代的传播状况。
　　7据说历代所塑或所刻的朱熹像有十余种，且主要源自于朱熹本人所画的对镜写真题以自警像（按：仅在福建就发现了四块不同形象的石刻像；参见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4、311页）。阳明遗像显然要大大多于朱熹，且皆有门人后学或其崇拜者所画。
　　1朱谦之编校：《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99页。
　　2徐爱语，见《王阳明全集》，第1页。案：王阳明和乐坦易、不事边幅的形象与其父王华颇为相近。陆深在《海日先生行状》中对王华的评价是：先生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与人无众寡大小，待之如一。（《王阳明全集》，第1397页）杨一清的《海日先生墓志铭》亦认为王华是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同上，第1390页）的谦谦君子。这说明，阳明父子两皆待人随和，无官架子，有平民教育家的风范，甚至有点不循规蹈矩。而当时的道学先生，大都给人以支离琐屑，修饰边幅，为偶人之状（同上，第248页）的道貌岸然的印象。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序致》所痛斥的肆欲轻言，不修边幅者，则正好与之相反，阳明父子就多少有点这种不循规蹈矩的迹象。与浙中王门比较，江右王门中倒有不少修饰边幅，为偶人之状者，如邹元标评论王时槐所言：夫学有规矩，惟静与无欲为正，犹衣之有幅也，衣而无幅即不衷。（《友庆堂存稿》卷首《王塘南先生全集序》，万历三十八年萧近高刻本）
　　3比如正德十六年宸濠之变后，阳明受到严重的政治陷害，乃以纶巾野服入九华山（钱明编校：《徐爱钱德洪董澐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所谓纶巾野服，即粗头巾加山野之服，一般是隐士穿戴的。钱德洪解释道：纶巾野服，则举止中虑。（同上）意即回避恶斗、中规中矩。
　　1《朱舜水集》，第374375页。
　　2《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序》。
　　3《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五《自讼问答》。
　　4《龙溪先生会语》卷六《天山答问》，万历四年查铎刻本。
　　5《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读云坞山人集序》。
　　6新建伯祠是嘉靖十六年十月由阳明门人周汝员与知府汤绍恩拓地建于越（参见《阳明年谱附录一》嘉靖十六年丁酉十月条）。
　　7（明）薛应旗：《方山先生文录》卷二十二《更定阳明先生祠额告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王阳明全集》，第1346页。
　　1中、日两国发生在阳明遗像上的这种相异趋势，同样体现在朱舜水的遗像问题上。如茨城县立历史馆珍藏的由担任过水户第八代藩主治纪时代彰考馆之总裁的立原杏所所画的朱舜水肖像，身背宝剑，横须怒发，俨然像个武士（参见《水戶黃門邸探》，东京，文京故乡历史馆2006年编）。这固然有日本人想使舜水武士化的意图，但舜水本身会武功也是个重要原因（详见拙文：《朱舜水主動的在地化受動的日本化》，《季刊日本思想史》，东京：社，第81号，2014年。
　　2（韩）崔在穆：《近代韩国、日阳明先生肖像之思想战略以崔南善少年与东敬治阳明学为中心》，收入钱明、叶树望主编：《王阳明的世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0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