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街头大学散文

　　我陪着外地来的一位残疾作家朋友游杨凌，我们路过西农路时，我指着路边人行道说，我当年就是在这一带摆书摊的。不远处就是大学，正是周末，一群群青春亮丽的身影在街头走过。我的青春已经远去了，我当年的大学梦也早已尘封于岁月深处。
　　和许多残疾作家朋友交流中得知，我也和他们大多数人一样，也是小时候患幼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看来要终生要与拐杖为伴了。我曾祖是个乡贤式人物，在他的启蒙教育下，四五岁的我已经会写字了。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会写字有什么用，当时只觉得这很荣耀，经常有村里人亲切地叫我：杨会，来，给爷写个字。我就过去拿个柴棍在地上写字，然后得到他们一些表扬。这是我得到的最早的表扬。而再过上几年，我姐上学了，还没有上学的我，等姐姐一放学回来，我就看她的语文课本，把许多课文都背诵过了。我姐到学校就给她的同学夸我，说小小的我还没有上过学，就把他们的语文课本背诵过了。有的同学就不信，后来有女同学来我家时，我姐就让我当着女同学的面背课文。那时候的我多少已经懂得在陌生人面前不好意思了，但还是能把课文流利地背诵完。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的我还是比较聪明的，也为现在的我感到惭愧。
　　也许是得益于启蒙得早，我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能是我在用学习成绩来掩盖来自于身体残疾的自卑。学习之余我看了大量的所谓课外书，从最早的连环画小人书，到后来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小学四年级看了三厚本的《三国演义》，这是我的一同学他哥买的。我母亲爱看书，她当年看的一些书后来就归我了，其中有《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书读得多了，加之自己的作文写得好，作家梦就渐渐萌芽了，我的学习也就有了目标：考上大学，上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个作家。尽管我上高中时有过严重的偏科，但经过补习，还是考上了大学。这在当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上大学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有如鲤里跳过了龙门。可是，我因为身体残疾，没有被大学录取。为了谋生，或者说为了学习谋生，我把自己的藏书拿到杨凌街头摆书摊。在此之前，我就有了大量的文学藏书，摆个书摊是绰绰有余的。这些书是一本一本积累的，现在要一本一本卖掉，自然很是心疼舍不得。比如我上高中时用自己的伙食费买的上下册《资治通鉴》，加起来比《辞海》合订本还厚。定价37元，后来被我40元卖掉了。其实按当时的物价，翻一倍的价也不划算卖掉。但为了生存，只能先为了物质，生存是第一要义，这个时候我才多少理解鲁迅的这句话的含义。
　　我的谋生手段之所以选择摆书摊，还是因为不能忘记自己的那个当作家的文学梦。好在杨凌文化氛围很浓，有多所高校，好的书并不愁没有买主。那时候杨凌也还没有大搞城市建设，街道两边书摊很多，也不用担心城管的骚扰。当然，以我的残疾之体摆个书摊，困难也是很多的。那些琐碎的困难一言难尽，而作为残疾人，他们的生活中，谁能没有满腹的辛酸呢？在我开始摆书摊的时候，我的那些高中同学好友们大多都在上大学，我免不了有失落感。我书摊的顾客，大多是大学生，他们有的和我交流文学，他们把我当作老师，和我探讨文学。我一过打理自己的书摊，一边读书，我想着我的那些上大学的同学，我要和他们竞赛，他们在校园里学习，而我是在大街边露天学习，我时常与顾客探讨各种问题，我以天地为室，日月为灯，我读有形之书，更读无形之社会人生大书。我也没有放弃写作，习作写过几大本。在2004年陕西举办的一次残疾人诗歌散文大赛中，我的习作《岁月深处的孤灯》获得二等奖，并得到我尊敬的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溢美之辞的鼓励。2012年，在陕西文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的文学批评随笔集《守望家园》出版了。书中大量批评与争鸣式的文字，是对当下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话题的直言批评，坚持说真话，真诚而有锋芒。文字理性中透着浓厚的诗性，坚持纯正的文学品性，书卷气中亦不乏活泼的趣味性。而大量对当代陕西中青年作家的新作的及时跟踪批评，是作者对其认真的读者和及物的批评理念的实践，坚持人生批评的大批评理念，坚持文本细读，坚持对作家和文学同道的深刻关注，渗透着一个学者型批评家的情怀。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认真的读者，我读作家朋友们的作品中，也是在向他们学习。我被我的作家朋友们誉为陕西文学的守望者，这是对我的莫大肯定。我知道，这都是得益于那十多年我摆书摊时没有放弃，坚持学习。我感谢曾经的苦难，苦难对于一个有心于文学艺术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文学，是生活之学，是人生之学。生命不终，学习不止，我时常感受到我现在似乎还在上当年的那个街头大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