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讲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点

　　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期间，中央军委确立了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并根据战争长期化的要求，决定实施轮番作战。
　　1951年3月，在一线部队运动防御作战的掩护下，志愿军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第3兵团、第19兵团陆续到达前线，使志愿军的总兵力达到了9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77万人，后勤部队18万人），一线作战部队就有3个兵团11个军和4个炮兵师，约55万人。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兵力空前雄厚。与敌军地面部队兵力对比为超过2：1，占有较大的优势。
　　志愿军进攻前授旗
　　同时，志愿军大量技术兵种也投入到了朝鲜战场。陆续入朝的炮兵计有第2、第7、第8师（均为新装备的苏式火炮），火箭炮第21师，防坦克炮兵第31、第32师。各种火炮已达到6000余门，其中大口径野、山、榴弹炮将近1000门。另有高射炮兵第61、第62、第63、第64师，坦克2个团入朝。
　　为解决朝鲜战场上后勤工作滞后的问题和保证完成后勤系统的春季攻势，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后勤会议。确立了志愿军后勤主要甚至完全依靠后方供应的方针，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建立兵站运输线，改变后勤运输被动局面。
　　为加强铁道和道路的抢修工作，铁道兵第2、第3师入朝担负铁路抢修任务。至1951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工兵部队达到8个团，担负道路和工程保障任务。
　　至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前，后方供应已基本形成四条固定的供应线和连点成线的部署，并实行了分段包运制度，提高了运输效率，物资供应状况有所改善。到4月初，志愿军已囤积粮食3000万斤，弹药35个基数。虽然后勤供应情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但已能够保障最低限度供应。
　　志愿军铁道兵保障后勤运输
　　1951年2月底，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继续北犯。据李奇微回忆，春天消融的冰雪和雨水把公路变得像水稻田一样，补给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只能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在那里凑合，等着给他们空投补给物资。直升机在运送伤员方面也派上了用场，否则，用担架抬的话，要两天时间才能把伤员先送到吉普救护车上，然后再由救护车送往医院。
　　这时，毛泽东主席的想法是：在敌之地面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暂不进行战役性出击。如敌逼我应战，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军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战役。毛泽东主席估计，敌占领三八线以后的行动有三种可能：第一，趁我疲劳继续北进；第二，暂时（10天～20天）停止于三八线；第三，较长时间（两三个月）停止于三八线，进行永久筑城，待阵地大部巩固后再进。这三种可能以前两种可能为多。但敌发现我有大量援兵到达时，第三种可能不仅存在，而且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变为长期相持于三八线。毛主席认为我应力求避免这种情况。我军应在第二番部队入朝后，趁敌进至三八线以南地区立足未稳时，在4月15日～6月底，两个半月内实施战役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伪军建制部队几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地区推进，最为有利。
　　但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不但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标，而且还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总结中讲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点、打得大了点、打得远了点。在这里，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说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点。
　　一是急于打出去。志司作战处研究形成的第5次战役作战方案，认为把进攻的主要地段，选在金化、华川地区为宜，这便于我军的集结与展开。为了有利地造成战役上的迂回包围，是否也可考虑将进犯之敌放到金化、铁原地区，扩大其突出部，尔后以第3兵团从正面突破后，向东南攻击，第9兵团从正面突破后向西南攻击，对敌实施向心突击。第19兵团从第3兵团右翼突破临津江，向东豆川、议政府方向进攻；第39军、第40军则在第9兵团左翼突破敌防御，直插加平、春川，从而将东、西敌人割裂，以保障第3兵团、第9兵团和第19兵团更有效地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该方案向解方参谋长汇报并进行了修改，供志愿军首长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据洪学智上将回忆，彭总把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几个常委找去，商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当时韩先楚仍在前头部队没回来。
　　彭老总在前线
　　志司几位副职都主张把敌人让到铁原、金化地区再打。认为如果在铁原、金化南面打，我军一出击，敌人一缩，不容易达到毛泽东主席说的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把敌人放进一些来，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人朝的部队也可以逸待劳，多一些准备时间，也可以进一步把地形摸熟。
　　彭总想法是中朝军队不能再退了，要在金化、铁原以南打。见几位副职都不赞成他的意见，有些不高兴。最后，电报还是按照他的在金化、铁原以南的打法起草的。
　　洪学智利用陪彭总吃午饭的机会又讲：老总啊，当参谋的，有3次建议权，我已经向你提了两次建议，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再向你提最后一次建议，最后由你决定。接着，洪学智把自己的想法又详细地给他讲了一遍。
　　彭总听了以后，沉思良久，叹了一口气说：你的意见也有道理，我就是考虑朝鲜战场狭窄，把敌人的坦克放进来不好办呀！
　　洪学智说：敌人坦克开进来固然不好办，可是我们打出去更不好办。我们往前进，敌人就要往后退，我们是靠两条腿，敌人是坐着汽车跑，我们的人又疲劳、地形又不熟，追不上敌人的汽车！另外，打远了怎么供应呀，供应线也接不上呀！
　　洪学智副司令
　　彭总不作声，洪学智也就没有再说。
　　后来，洪学智听彭总讲，他之所以没有采纳志司几个副职的意见，是担心敌人在东海岸的通州、元山地区登陆，以配合其陆上进攻。
　　二是着急着打。根据志司作战处的计算，入朝的第3、第19兵团最快可于4月20日左右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因此，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决定：如果正面进攻之敌进展快，我于4月20日左右实施战役反击；如果我军防御部队能继续顶住敌人的进攻，拖延时间，使敌进攻速度减慢，我军即予5月上旬实施战役反击。
　　我军又获悉，美国国民警卫队第40、第45师已运到日本，南朝鲜新组建的3个师也在日本抓紧整训，并积极扩建金浦、釜山等空军基地。对此，志司作战处进行了分析和判断，认为敌人可能使用这些部队从我东海岸元山一带实施整陆，从侧后向我军进攻，配合正面进攻之敌，以截断我正面防御部队的后路和供应线，妄图再现仁川登陆后的局面。
　　彭总很担心出现我军处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特别是我军已按向敌正面进犯之敌发动战役反击进行了部署，若把几十万部队在短时间内重新调整部署，那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彭总十分焦急，要求志司作战处再认真地分析一下敌我双方情况，提出发起进攻的时间是否可以提前几天的意见。
　　志司作战处研究认为，4月21日前各兵团可以集结完毕，进至进攻出发位置，但各军、师第一梯队不能进至发起冲击的位置，炮兵亦难都进入阵地和完成射击准备。因此，对敌发起进攻的时间，建议以25日左右为好。志司作战处将研究的情况和意见，向邓、洪、韩、解等首长汇报后，他们都表示同意，并向彭总作了报告。
　　但彭总在听取了各位兵团司令、政委的汇报和发言后，大概认为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是更接近实际的。因此，即决定于4月22日黄昏（17时）发起第5次战役，向正面进攻之敌，实施战役反击。
　　杨得志司令与李志民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三十几年后，即1986年，曾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到大连去看望曾思玉老首长，曾任志愿军第19兵团第64军军长的曾老正在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录。
　　曾老问杨迪说：我们军入朝参加第5次战役，我64军的第一梯队还没有进到冲锋（击）出发位置，就接到了要我军发起进攻的命令，我当时即打电话给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报告他部队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炮兵还只是正在进入阵地，都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就要发起进攻冲击呢？是不是给我一天的准备时间？杨得志司令员回答说，你不要问了，按照命令执行吧。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杨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对我谈谈好不好。
　　杨迪讲：老首长，你以后没有再问杨得志司令员吗？
　　曾老说：不好问呀！还是你说说吧。
　　杨迪回答说：现在事情已过去30多年了，我就说一下吧。于是把当时志司召开的兵团首长会议时，各位兵团司令在会上的汇报、发言并向彭总打保票，都很乐观很有信心打胜第5次战役，而且说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彭总下令，就可以发起进攻的情况讲了。这些兵团司令乐观、轻敌，特别是第3兵团王近山副司令保证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在这种气氛下，邓华副司令员委婉地说了一下情况，他们没有听进去。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员都不好说话了。当时彭总很担心美军从东海岸我军侧后登陆，由于各位兵团司令员、政委的汇报、请战这些因素，使彭总定下决心，命令于4月22日黄昏发起第5次战役。
　　杨迪说：当时你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已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曾老听后，说：呵！原来如此，当时杨得志司令在电话中拒绝我的意见后，就把电话挂了。我看杨得志司令不接受我的建议，就急了，立即乘车赶到担任突破任务的第一线师，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不惜一切地必须迅速跑步进入冲击出发位置。我们总算匆匆忙忙地按时发起了进攻，突破了临津江敌人的防御，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杨迪说：曾司令，你指挥的第64军和你们兵团是打得好的。可是，真苦了第3兵团的部队了，他们担任突破的部队在发起进攻后跑了一段路，才发起冲击的，炮兵的炮火准备时间已过去了，已在实施延伸射击了。
　　美军的战史也证实了这一点。范佛里特原来考虑中朝军队会增强空军，集中坦克和炮兵发动决定性的攻势，但中朝军队准备了两个月的攻势，出乎意料依然旧态如故，仍旧使用大量步兵进行夜间进攻。美军认为志愿军即使能够集中大量的人员，但物质的准备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虽然前苏联给志愿军提供了大量炮兵，但由于联合国军掌握了制空权，其机动性和弹药补给都无法保证。因此，志愿军拥有大量炮兵，但在运动战中不能得到有效运用。
　　美军海军航空兵
　　三是打得急躁。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主要企图是歼灭美英军3个师另3个旅。由于敌在兵力部署上各部队紧密靠拢，没有间隙，给志愿军的穿插迂回造成了很大困难。担负战役迂回的部队在向纵深突破过程中受阻，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却未能达成战役包围，正面突击部队也没能实现战术上的分割，最终形成了一路平推。
　　美军针对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白天难以展开有效作战和机动以及补给困难的弱点，采取磁性战术，也就是以部分兵力保持和志愿军的接触，掩护主力有序后撤，而主力每天最多也只后撤30公里就建立新的防线。30公里就是志愿军徒步行军一个夜晚的极限距离，所以志愿军常常经过一夜徒步行军，人困马乏，却还是难以获得歼敌的机会。
　　4月29日，第一阶段的战斗结束，整个战果仅毙伤敌23000多人，不但没有完成预定歼敌计划，甚至都没有成建制消灭敌军一个团。
　　志愿军渡河作战
　　彭总认为集中几个兵团几十万人的兵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就不可能改变战场的被动局面，也不可能达到阻止或破坏敌人企图从朝鲜东海岸我军侧后登陆的目的。因此，决心继续进攻，以求达到第5次战役的预期目的。
　　同时，随着西线联合国军的步步后退，整个战线出现了由西南向东北的斜线态势，而且在态势突出的东线主要还是战斗力相对薄弱的韩军守备，所以彭总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战机，立即转兵东进，以东线韩军为主要目标发起了第二阶段作战，主要企图歼灭南朝鲜军6个师和美军一部。
　　志愿军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积极佯动，吸引牵制联合国军主力，使第3兵团和第9兵团得到了10天的休整补充，然后隐蔽东进于5月16日黄昏在东线发起了总攻，随即在县里地区打开战役突破口，歼灭韩军第3师和第9师大部，重创韩军第5师和第7师，歼敌2。4万人，5月21日，志愿军结束了第二阶段作战。
　　志愿军虽然能够取得战役突破，但是发展进攻却相对困难。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联合国军依靠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能够实现快速机动，如志愿军在东线打开战役缺口后，美第3师仅用了十个小时就从西线机动100公里赶到东线驰援，填补上了防线缺口。第二是后勤补给薄弱，尤其是在部队运动作战中跟进补给更差，县里之战时担负主攻的第20军和27军就因为粮食、弹药耗尽，不得不停止进攻两天等待补给，因此错过了最有利的战机，未能实现全歼韩军的预期目标。
　　志愿军突破敌防御阵地
　　此时，志愿军在一个月时间里连续两次大规模作战，部队相当疲惫，更严重的是粮食弹药消耗殆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发展进攻。
　　既然讲第五次战役之所以提前发起，并且是采取打出去，其主要考虑是防敌侧后登陆。那么，只有第一阶段打英美军，在正面大量歼敌，并迫使敌登陆的兵力用于正面战场补缺口时才有可能。这样的话，第一阶段没有达成歼敌目标，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又跟不上，第二阶段的作战是否还要打就值得商榷了。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打得急了一点的原因。
　　一是盲目乐观。第五次战役前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从上到下都充满了乐观和轻敌思想，正是这些盲目乐观，为战役失败埋下了伏笔。
　　由于之前已经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过战斗并且取得了胜利的，特别是第四次战役，志愿军一线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取得横城反击作战胜利，并抗住了联合国军78天的疯狂进攻。各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十分高涨，甚至开始错误地认为联合国军只是个花架子，虽然有着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但实际上不堪一击，是鸡蛋壳防御。
　　志愿军没有看到敌人的优势，没有看到敌人有针对性地改变了打法；只看到己方第二番参战部队到位和技术兵种的参战，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因此，在战役决策时就不由地豪气冲天。
　　实际上，在第五次战役时，联合国军在一线兵力部署上强调相互掩护，保持一条连续而且完整的战线，战术上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一线平推的战法，充分发挥空地火力强大的优势，用以消耗我军的有生力量和作战物资。步兵也一改过去只沿公路前进的老套路，开始注意抢占争夺制高点，不给志愿军穿插、渗透的机会，更不给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孤立之敌的条件。因此，第五次战役发起之时，当时并没有什么歼灭敌重兵集团的有利战机。
　　志愿军火箭炮兵
　　二是部队多了不好指挥。由于朝鲜地形狭长，战役第一阶段用兵过多，由于部队拥挤造成战场混乱，增大了伤亡；特别是临津江南岸，志愿军第19兵团第64、第65军五个师的部队遭敌空中和炮兵火力打击，造成重大伤亡。
　　本来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准备春季攻势时，志司在沈阳办了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集训班，由苏联顾问主讲，志愿军抽调部分师、团级干部回国参加培训。由于联合国军在极短时间内发起进攻，志愿军结束休整开始第四次战役，集训班只搞了个开班动员就匆匆结束了。
　　时任3兵团参谋长的王蕴瑞在战后的兵团党委会上就曾说：我们兵团在这次战役执行中的指挥上有一连串的严重错误，原因是爱面子的虚荣心，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认为是人力，不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事实上成了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造成了部队惊人的伤亡。
　　三是战役筹划的粗率。第四次战役后期，我方只是判断联合国军可能在我侧后登陆，但对联合国军将要组织的登陆行动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地点，都没有比较清楚的预估。事实上，直到5月底，范佛里特建议在敌后开辟战场，要求李奇微允许他在朝鲜的东海岸登陆，实施一场类似于仁川登陆的作战行动。这个建议因李奇微反对为夺取战场优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而被否决了。
　　志愿军防守阵地
　　登陆作战这么复杂的行动，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准备的；正在全线进攻的联合国军是否有能力同时进行登陆作战是要打个问号。在没有明确判断结论之前，就急于想通过进攻打出去来摆脱被动，是打得急了一点的原因所在。况且，即使有登陆的可能，也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来预防，如布设水雷，抽调部队兵力反登陆等。
　　第五次战役表明，志愿军在指挥、后勤、通讯等方面都不如美军二战时的水平。我军对于美军的机械化装备没有足够的认识，还拿解放战争的经验来对付美军，其实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美械师是完全两回事。
　　战线的延伸也暴露出了志愿军后勤存在的严重问题。即使在后来空军和高射炮部队陆续到位切实掩护后方交通，各项后勤交通措施相继落实的情况下，到三八线附近地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在当时已经是极限了。因此，三八线地区成为双方最终相持的战线，这不是由统帅所决定的，而是由后勤补给的能力所决定的。
　　毛泽东主席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后，改变了打过三八线消灭美军几个师的想法，决心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志愿军再也没有对美军打大的运动战，而是转入阵地战阶段，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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