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00名红军消失在贵州，中央多次查找无果，67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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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3红军消失在贵州主力部队与红三军在木黄三甲顺利会师，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炮。
　　本是值得高兴的事，但红六军团首长却一直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1934年10月25日，红六军团首长在致电中革军委时，明确地报告道：六军团现仅剩八百余人的五十二团还未赶到，其余人员现已编成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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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还未胜利，虽然已被编入红二军的红六军团又立刻投入战斗，赶赴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但是他们依然牵挂和寻找着五十二团的下落。
　　五十二团的八百多名战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迟迟无法归队？他们最后怎么样了呢？围追堵截中的层层突围
　　国民党为了一己私利，对于共产党的迫害从未停止。自1930年开始，国民党先后五次发动围剿行动，然而，正是共产党一次次地奋起反击，才最终破灭了他们的妄想。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中央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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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8月7日，毛主席在反复思考后艰难地决定转移革命根据地，保存红军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部队，为红军长征先行探路。
　　接到命令后，任弼时、萧克、王震当即在红六军团中组成军政委员会，率领9700多名红军向西挺进。
　　正忙着围剿行动的国民党军察觉到红六军团突出重围后，随即抽调部分兵力展开围追堵截。
　　面对敌军紧随其后地层层阻拦，红六军团握紧手中的枪杆，冲向一道道封锁线，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少有喘息之际，红六军团便提速前进，疾步向乌江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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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7日，红六军团行至贵州石阡县甘溪镇，部队还未能够进行修整，四万敌军就似潮水般以围堵之势再次涌来。
　　国民党之所以能恰好出现，是因为驻守在甘溪的国民党19师在发现红六军团的踪迹后，迅速向上级报告了此事，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派出24个团的兵力前往甘溪围追堵截，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一路上，不断躲避敌军炮火的红六军团本就疲惫不堪，没想到一时间大批敌军会突然出现，一场恶战随即展开。
　　弹药无法补充，部队整体疲劳迎战，再加上敌军人多势众，导致红六军团仅剩下三分一的兵力，再耗下去，怕是整个团都要埋葬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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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难之际，红六军团首长果断决定采用游击战术，带领队伍冲向敌军，寻找破围之口，不可延误与红三军的会合计划。
　　石阡以西就是人迹罕至的山区，由于山上地形险峻、情况复杂，因此不仅能够利用地形极大地发挥游击战，更能够避开百姓居住的地方，以免卷入无辜者。
　　红18师第52团接到指令：由后卫变为前卫，率先向山区最深处挺进，为后续部队纵横开道。
　　1934年10月15日，正当红六军团继续赶往印江与红三军会合时，再次突发变故。在队伍最前端打头阵的红52团行进到板桥附近时，又遭遇湘军的包围堵击，枪战再次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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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与红三军的会合，当务之急就必须摆脱敌军的追赶。
　　1934年10月16日，军团再次发出指示，命令红18师由前卫改为后卫，掩护主力部队向甘溪地区转移。接到指示的红18师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不敢耽搁分毫，立即率领第52团的800多兵力改变队伍中的位置，为主力部队断后。
　　能够担任部队里的前卫和后卫，可见红18师第52团的战斗力显然不俗，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身上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仅800余人的红52团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指挥下硬是拖住了敌人一次次猛烈地进攻，在朱家坝一带顺利地完成了断后的任务，为主力部队的转移换取了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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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有力后盾的掩护下，红六军团的主力部队顺利地按照原计划行事。
　　此时，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与红六军团取得联系后，快马加鞭地南下，一路上跋山涉水、星夜兼程，终于在24日上午11时，胜利会师。
　　令人揪心的是，苦等多时，红六军团始终没有见到红52团回归。为何红52团没有会合部队呢？艰巨任务背后的艰难斗争
　　虽然红52团成功地完成了断后任务，但是，本该松一口气的红52团并没有丝毫松懈，看着后面紧追不舍的敌军，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毅然放弃会合主力部队，而是选择继续引诱敌军。
　　只有主力部队安然无恙，才是我们的成功。抱着这样想法的红52团一步步地将敌人引到了困牛山。这也就意味着，在阻拦敌军围攻主力部队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的后路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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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敌军的重重包围，后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此时，站在悬崖上的红52团已由原来800多名的兵力锐减至400多人，可见战斗的残酷和激烈程度。
　　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永远不会轻言放弃。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商议后决定分头行事，创造更多的生机。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攀陡壁下到河沟突围，而团长田海清则率领100多位红军红军在困牛山上的鼎罐堡，依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
　　龙云率领200多名红军，艰难地顺着悬崖峭壁上的藤条攀岩而下，每一个步都有可能因为踏空或者由于藤条的支撑力不够而导致掉入悬崖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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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红军们没有丝毫埋怨，依旧沉着冷静地面对，不放过任何一丝生的希望。
　　终于，在师长龙云的带领下，200余人突出重围，其后，他们辗转各地，在行进至石阡与岑巩两县的交界处，又与一个团的敌军正面相遇。一番激战下来，师长龙云不幸负伤，部队只能紧急转移到丛林中救治师长并稍作休整。
　　敌军如何会给红军喘息之机？国民党意外地发现一部分红军成功突围后，紧急下令，调用各县的人力搜捕红军的下落。
　　1934年10月26日，各县的反动民团在挨家挨户都无法搜寻到线索的情况下，将目标锁定在了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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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龙云和战友们在无法进食的情况下疲惫作战多日，身体虚弱不堪。在敌军搜寻到他们的踪迹后，龙云只能下令化整为零，期盼敌军在无法兼顾之下，能有少数人能够突出重围。
　　当龙云艰难地逃脱敌军的围堵后，忍着剧痛，艰难地四处躲避，却在岑巩县关庄被敌军察觉出异样而抓获。
　　被关押在龙颈坳区公所的龙云，面对敌军的持续审问，始终坚决否认红军的身份，想要混淆敌军的视线。谁知，一位叛军的出现，将情况急转直下。
　　叛军认出了龙云的身份后，敌军兴奋不已，随即便将他送至感化所，希望他能交代一切，帮国民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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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只有共产党的龙云怎会如国民党所愿，他对于国民党的嘴脸一清二楚，绝不可能反叛投降。
　　时任国民党五省剿共联军西路军总司令的何键在接手龙云后，派人好生招待他，可龙云却毫不领情。
　　面对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龙云，何键一气之下终于露出了可恶的嘴脸，派人对他严刑拷打，试图从他严丝合缝的嘴中套出共产党的信息。
　　忠烈之士怎会如恶人所愿？一轮轮酷刑下来，龙云虽然疼痛难堪，却依然咬紧牙关，硬挺挺地坚持。
　　1936年2月2日，年仅33岁的龙云因伤病过重，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那么在困牛山上，由团长田海清率领的其余100多位红军战士又怎么样了呢？绝路之后的艰难选择
　　2001年，时任贵州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杨又铸，在一次翻阅当地党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地方。资料里有一处描述的是：一百多名红军战士集体跳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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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红军是隶属于哪个部队的呢？他们牺牲的具体地址又在哪里呢？遗憾的是资料上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句话，其他的并没有提及。
　　怀着疑问，杨又铸开始四处走访各村的百姓，想要确定这些无名英雄的真实身份。
　　在询问到当地一些年长的村民时，杨又铸得到了答案：这一百多名跳崖的红军就是当时红52团中的一部分战士。接着，杨又铸从这些百姓口中还原了当年惨烈的场景。
　　当龙云率领200多名红军攀下悬崖后，团长田海清和余下的一百多名红军依旧在苦苦抵挡敌军的一次次攻击，虽然他们人少、弹药也快用尽，却丝毫不皱眉地拿起武器攻向敌军。
　　在混战中，田海清不幸牺牲，而其余的红军在有子弹的情况下就拔枪激战，没子弹的情况下就用石头和刺刀跟敌军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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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16日，敌军领导人眼看这么多的兵力都无法攻下一百人的小队，气愤不已，只能想阴招对付。
　　早先，国民党就四处散播共产党的坏话，丑化共产党，所以不知情的老百姓见到共产党就四处躲避，甚至将共产党的行迹报告给国民党，才导致共产党屡屡遭遇敌军的围追堵截。
　　而国民党也料准了共产党不会伤害百姓这一点，将周围的百姓抓了一通，用枪抵着百姓站在前面替他们挡枪。
　　红军完全没有想到敌军会用这么卑劣的手段，他们只能瞅准机会瞄着后面的敌军打，打的时候还很小心，丝毫不想伤到百姓的一根手指头，可这样就极大的限制了红军的攻击力。
　　其后，红军还发现百姓中掺杂着一些民团的人，他们将服装换成平常百姓的样子混在其中，就更不好分清哪些是无辜的百姓。
　　得偿所愿的敌军胁迫着百姓一步步地逼近红军，而无可奈何的红军只能一退再退，退到了悬崖边。
　　士可杀不可辱，为避免成为俘虏，又或者伤及百姓，一百多名红军战士像是达成共鸣般，集体砸毁枪支，纵身跃下困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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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军眼看红军们都已经跳崖，也没抓到个活口，就放了手中的百姓，悻悻地离开。
　　而这些被抓的百姓在看到红军们跳崖后，就瞬间明白是被那些民团和国民党欺骗了，红军并不像他们口中说的那样不堪，反而是国民党他们才是最可恶的人。
　　红着眼眶的百姓们在国民党军队离开后，自发来到山下收拾红军的遗体，看到满是惨不忍睹的红军遗体，百姓们难过不已。庆幸的是，还有几位红军因悬崖边灌木林的阻挡，解救了几个尚留一口气的红军，并将他们带回家中救治。
　　有位救了红军的百姓为了怕消息走漏，跟村里的其他人介绍时说是他的远房亲戚来这里投靠他，回到家后更是让红军更名改姓，隐藏身份，这才保住了红军的性命。
　　幸存的司号兵陈世荣、黎国兵等人在回忆起当时跳崖的惨状时，依旧眼含热泪，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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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当当地百姓再次看到红二、红六军团路过石阡县时，再也不是以往的躲避姿态，而是满脸的热情、高兴，甚至好多民众积极报名参军，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更好地建设祖国。
　　仅13天的时间，投身到红军队伍的中的人士就多达1000多名，远远地超出了共产党的预期，并就地建立了12个游击大队和两个游击队的武装力量。
　　曾切身经历过的年长老人在向杨又铸描述的过程中，多次激动不已，声音颤抖。尽管时隔67年，但是当年一幕幕的场景却记得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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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甘溪槽村的村民们还会在每年的重阳节，来到困牛山山下祭奠英烈。
　　结语
　　新中国的成立、百姓的安居乐业、是对那些曾经为了中国明天而壮烈牺牲的红军最好的见证。
　　山河无恙的背后，是一具具血肉之躯的顽强抵抗，如今的岁月静好，只不过是前人负重前行的结果。我们必须加强对红色党史的学习，深刻牢记历史，明白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