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城市人到农村人的蜕变

　　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这项活动是五十年代开启的，保留干部原身份，到农村去锻炼一段时间就会重返原单位。我父亲就是59年被派到市郊县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由于是保留工职，工资照发，生产队并不管你干活不干活。我父亲索性买了一支双筒猎枪，常常到那地方附近的山上去打猎。打到的野鸡、野兔，还有采到的野果带回来给我吃。
　　父亲母亲在市郊的一所疗养院工作。五十年代应该是疗养院最好的时期，因为在市郊又被542部队包围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已经建成共产主义的雏型。疗养院建在原日本陆军医院的旧址，有大小两个俱乐部，小俱乐部每周末都会开办舞会，院里有供职工和休养员就餐的餐厅。家属楼距离院里有5、600米的样子，是一栋红砖小楼，人们叫它小红楼。小红楼共有二层，楼里有一个专供工人和家属的食堂，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大大的房间。不过在楼里还有一个小厨房，谁家不愿意去食堂时可以偶尔在共用的小厨房自己做。父亲拿回来的野味都是在小厨房自己做了吃的，印象中自己炖的野鸡肉少发黑嚼不烂。这种优渥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一天被打破了。
　　62年干部短期下乡劳动锻炼演变成一个精简城市职工到农村扎根劳动的下放运动。院里有3户被确定，我们家，我夏大大家，还有一个王叔家。下放的对象是采取单位研究确定和自愿相结合的办法。这种自愿是反复做思想工作的，听说下放户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我父亲和夏大大有历史问题，王叔家听说有生活问题。我父母都对农村特别是生产队那时的农村根本就不了解，加之刚刚过去的三年自然灾害给饿怕了。他们以为农村的大苞米大倭瓜大土豆子大豆角子可劲造，也就同意了。夏大大家我夏婶矮矮的个子，没有工作做家务。夏大大的儿子长这么大也没打过几个照面，听说全在监狱里度过了，是个惯偷。据说下放到我们邻县，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王叔的爱人长得珠圆玉润，肤如白矶，高高的个子，穿一件旗袍，显得高贵典雅。听说他们下放到郊区社了，到那儿一看不好，三两天就全家搬回来。
　　我们家就不同了。1962年4月25日，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这是一个晴好的天气，院里的解放牌大汽车停在小红楼前，我们家的行李都装上了车。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坐在后面的车厢里的行李上，车子走到院子东边，院子东边是542部队的车库，和我们这个院子中间是一趟高大的榆树，长长的榆树枝还刮到了我的头。
　　父母亲被下放到离市里200多千米的穆棱河边的一个小镇上。当时的政策下放允许投亲，这样我们就到了我姨家所在地的一个农村，到那儿后没有房子就暂住在我姨家的东下屋。
　　东下屋是个厢房，南头我们住，北边间壁出来算作仓房。我们这屋一进门是外屋地，就是一个锅台作饭用的，里屋顺南墙是一铺炕。在疗养院时，所有家具都是公家的，因此到这里少了一些烦恼。
　　自此开始了和在市里时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一切都要自己做了。柴米油盐要自己想办法，饭要自己做。父亲拿回来的苞米面苞米碴子，母亲只好学着做。父亲又从地里拉回来苞米茬子，母亲在灶上做饭，我蹲在灶坑门旁拿一根木棍敲掉苞米茬子上的土然后填到灶里去。姨家这个下屋墙太薄，也没有取暖的东西，我们家仅在那儿住了3个月就搬走了。
　　父亲在街里买了大十字街往东，大俱乐部东边那趟房尽东头那家的房子。房主和我父亲都是第一生产队的。虽然是一趟房，但都是三间三间隔开，我家买的是东屋一间半。后院园子还不小，买了房又种上了小菜。吃的粮食头一年都是父亲从粮库领回来的苞米，父亲拉着到碾米厂加工成成品粮。烧的苞米茬子烧没了，我就利用礼拜天和放学后的时间到东边草甸子上去割草。草还是青的，我把割的草扛回来，母亲把草梱打开，摊在地上晒，不仅供上做饭烧了，还积攒下一小垛。
　　8月份的几天连绵秋雨，有一天，父母亲我们正在睡觉只听轰隆声东墙被泡倒了。雨停了，水退去，我和父亲在焦碳厂往东的路边上脱了不少坯，干了以后把东房山墙垒了起来。转眼天就冷了开始上冻了，新垒的墙下沉，柁底下沉出一条缝来，雪花都吹进来，母亲用棉花套子去塞。屋子里还是很冷，和外边一样。屋里冷得受不了，父亲又张罗着买来砖、炉筒子、炉篦子、炉盖，在屋里砌了炉子。炉子有了没有煤又没钱买，父亲从十几里外的南甸子割回来的柴禾里挑出来空心柳，用斧子剁成一段一段的添进炉膛里，火势很旺。可是炉子烧着屋子不冷，停止填柴后不久屋里就冷下来。一吨煤最好的24。2元，次的十几块钱，可是没有钱买。
　　我和街坊邻居小伙伴们玩的时候，知道有的家里没有钱买煤有出去捡煤核的。我对母亲说，妈我去捡煤核。母亲听了，实在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就答应我了。没有筐就用母亲在市里时逛街买东西用的一个帆布兜。我又用铁丝崴了一个挠子，开始出去捡煤核。捡了两天我发现不行，白天去捡都让别人捡走了。一定要在各单位一起早扒炉膛重新点炉子时去，才能捡到好的大块煤核。这样我就改在天一蒙蒙亮时就爬起来去捡煤核。
　　母亲时常告诫我，别看咱穷可不能拿人家的煤呀，我答应着母亲。有一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出去捡煤核。出了我家往西走第一个单位就是兽医站。兽医站的西墙堆着煤堆，倒炉灰的地方紧挨着煤堆。由于来得早，兽医站还没扒炉灰呢，我在灰堆里翻找着。这时门开了，一个人端着一把装满炉渣的冒着热气的大板锹急匆匆地奔过来。哗地一下把大板锹里的炉灰渣倒在灰堆上。这个人看到我后站下来，过来又仔仔细细地把我的兜子看了一遍，又问了我是谁家的。我心里很难受，像受到侮辱一样。当然我的心里很有底气，因为我记住了母亲的话，在没有人的时候更能经受住那亮晶晶煤块的诱惑，时刻记住母亲的话，不是咱的咱就不动。
　　日子一天天过去，开春了正是青黄不接难熬的日子，家里断粮了，盐也没了。盐一毛二一斤没办法，父亲从他朋友一个生产队的我桂叔家借来3斤盐。父亲又从生产队背回半面袋油麦面，母亲给我们做面片汤，咖啡色，滑溜溜的，据说是古巴支援的，吃完了好放屁。
　　有一天父亲回来跟母亲说，市里下放这些人串连要去市里找去呢。面对这样的日子也没有别的办法，父亲在家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母亲领着我坐上火车去了市里。
　　在一个什么部门样子的楼前聚集了一大群人，闹闹吵吵的。我和母亲远远地站着看，一连两天都是这样。
　　后来母亲惦记着家，就领着我回到了镇上。再后来，听说通知我母亲去市里检查身体。再再后来，听说我母亲按月领取了原工资40的补助了。尽管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这样的日子很艰苦也很无奈，可是日子还是要一天天地过下去。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参加集体劳动，着干部服别钢笔留分头的干部形象已经完全演变成满脸胡须满头白发的一位饱经风霜的本色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