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玩回到唐朝，跟王公贵族一起，唱歌跳舞演话剧

　　如此形式多样且内容丰富的宫廷娱乐活动，渗透并影响着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唐代娱乐活动的探讨，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宫廷娱乐活动发展水平之高，同时也能看到娱乐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紧密联系。
　　一、燕乐的内容
　　（一）九、十部乐
　　唐代初建国，音乐礼制还来不及改作，故九部乐最初因袭隋朝旧制，九部乐包括《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高丽》。九部乐再加上《高昌乐》即成十部乐。
　　到唐贞观十六年（642年）之间，但十部乐建成之后，九部乐的名称仍在沿用。当时人们习惯用九部乐来指代宫廷燕乐，因此即使已经建成了十部乐，九部乐一词仍多次见于典籍记载。唐代能突破传统观念中对九数字的崇尚而设立了十部乐，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
　　唐代九、十部乐具有显著的娱乐性质，其主要功能之一是作为宫廷宴饮中的表演。唐代皇帝设宴款待群臣，常常演奏九部乐以助兴，宴会持续的时间较长，并有其他歌舞表演参与，氛围愉悦，可见其娱乐性。把九部乐和被认为是非正统音乐的散乐放一个场合中观赏，更可见九部乐的娱乐性质。
　　九、十部乐的娱乐性还能从其表演内容来观察。琴瑟等弦乐器多倾向于表现轻微淡远，笙、萧、笛等管乐器多倾向于表现抒情的旋律性，击乐器多倾向于表现热烈明快或气势磅礴，因此各部乐的风格能鲜明表现出来，如燕乐庄严，清商乐与西凉乐优雅，康国乐热情等。
　　作为官方举办的大型宫廷歌舞表演，在外交场合中，以娱乐为目的的歌舞表演掺杂了政治的因素。由此可见，唐代九、十部乐并非仅仅是宫廷宴饮中愉悦众人的歌舞表演。
　　因此，九、十部乐的娱乐性与政治功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不同场合中九、十部乐能展现不同性质与功能，这本身就显示出九、十部乐的丰富内涵，这样的丰富内涵得益于九、十部乐自身的丰富内容。
　　九，十部乐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可由统治者使用在不同场合中体现出来，或在欢庆的宴饮中助兴，或在外交场合中立威。但无论如何，由隋唐统治者积极传承与吸纳传统乐舞与外来乐舞而形成的九、十部乐展现出新兴王朝的活力，使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二）立、坐部伎
　　从表演人数来看，立、坐部伎的歌舞表演参与人数少至三人，多达一百八十人不等，规模可大可小。其中，立部伎的表演规模较大，人数最少时也有六十四人，最多时可达一百八十人。坐部伎规模相对一般都较小，人数最多不超过二十人。
　　从表演形式来看，二部伎以舞蹈表演为主，辅以歌唱、模拟等形式。从表演内容来看，二部伎表演吸收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从性质来看，二部伎表演既具有观赏娱乐性质，又充满了展现国威、歌颂太平与赞扬帝王丰功伟业的政治意味。《鸟歌万岁乐》将动物形象引入乐舞中，使表演充满趣味。
　　立、坐部伎乐舞表演的娱乐性质在玄宗时期得到极致的展现，这与玄宗时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玄宗本人对音乐的精通与喜爱有关。玄宗时综合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能够强有力地支撑宫廷大型乐舞的展开。
　　这些乐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圣寿乐》乃高宗时所作，是一种字舞，表演时，宜春院人在首尾，搊弹家在中间，效仿宜春院人而已。表演者身穿五色衣，衣襟处绣有大朵团花，外面再套一层纯缦衫，即没有彩色花纹的丝织衣，以盖住鲜艳的里层五色衣及花纹。
　　（三）散乐百戏
　　散乐在隋以前称为百戏，到了唐代，因散乐与百戏内容重合，界限不清，散乐百戏常作为一个统称，直到宋代才逐渐区分开来。散乐发展到魏晋时，比起汉代扩展了新的内容，呈现出杂技与戏剧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下文讨论的散乐百戏以杂技类表演为主。
　　隋唐承接前代散乐，运用在不同场合，内容丰富而精彩。观赏内容包括幻化类表演、绳伎等汉代已出现的内容，又增加更为惊险的表演如戴竿等；此时，散乐表演暂时地常规化了，每年正月在固定地点表演，场面宏大。
　　隋朝灭亡后，唐初君臣借鉴炀帝的教训，在继承散乐方面有所改进；又散乐因出自俳优歌舞杂奏而被时人认为是靡靡之音。散乐被认为是靡靡之音，与散乐不是出自官府的正声有关。从表演的内容来看，散乐为博人眼球，引起观者的视觉冲击，部分表演内容以伤害身体为噱头。
　　而且，散乐表演场面宏大，花费巨大，若统治者沉迷其中，对国家而言并非好事。中国古代因沉迷于娱乐而不能自拔的皇帝比比皆是，孙伏伽担心统治者会沉湎其中，因此要求改正。由于散乐被认为并非正统音乐，所以在唐代前期其地位并不太高。
　　（四）歌舞戏
　　歌舞戏是南北朝末年兴起的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化妆表演、载歌载舞，或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戏曲雏型。实际上歌舞戏是一种戏剧，《通典》把歌舞戏置于散乐（百戏）之类中，在隋唐五代时期，散乐（百戏）包括各种杂技，也包括各种戏剧。把歌舞戏从散乐（百戏）中抽出来单独讨论，便是基于以上原因。
　　歌舞戏作为一种戏剧，不仅表演内容富有故事性，且为了加深观众对演出内容的印象而配有歌舞，区别于散乐（百戏）中其他内容的猎奇特性。
　　唐代歌舞戏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其内容包括《大面》、《拨头》、《踏摇娘》、《窟磥子》、《参军戏》、《假妇人》、《弄买大猎儿》、《排闼》等。
　　《大面》又名《代面》，源自北齐《兰陵王入阵曲》。《代国长公主碑》记载睿宗四女、玄宗二妹代国长公主年幼时与兄弟姐妹们在武则天时期一次宴会上的表演，公主年四岁，与寿昌公主对舞《西凉》，殿上群臣咸呼万岁。当时年仅六岁的李隆基也参与表演。宴会上年仅几岁的孩子的表演，其水平自然不如专业人士。但皇族亲自参与表演，可见《兰陵王》的流行。
　　《钵头》出自西域，讲述胡人被猛兽吞噬，其子杀兽的故事；《窟磥子》以人偶为戏，原本是丧家乐，汉末始用于嘉会。
　　统治者对于歌舞戏这种娱乐性极强的表演形式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因其并非所谓正声，君主欣赏歌舞戏容易被认为沉溺于享乐；另一方面，歌舞戏强烈的娱乐性与观赏性又深深吸引着统治者。歌舞戏虽然在隋唐时期仍隶属于散乐，但已和散乐中的其他内容显示出不同之处，显示出逐渐向戏剧方向转化、形成单独分支的倾向了。
　　二、总结
　　唐代宫廷燕乐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总体而言以大型的乐舞表演为主流。唐代宫廷燕乐继承前代的燕乐，又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充实新的内容，无论是艺术性还是娱乐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唐代九部乐继承隋代九部乐，又添加新的内容凑成十部乐，显示出唐代乐舞的传承性与丰富性。
　　由于唐代常在不少政治场合施用九、十部乐，因此九、十部乐的政治气息十分浓厚，这当然与九、十部乐本身的性质以及统治者的意志有关。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九、十部乐本身也展现出十分明显的娱乐性。
　　同时，唐代宫廷燕乐中的九、十部乐吸收了外来音乐和周边少数民族歌舞的内容，加强了中西融合的交流，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乐舞既包含了西域风情或少数民族音乐，又融合中原文化。从娱乐活动的丰富多彩也可以略窥整个唐代的文化风气一种开放包容，千姿百态的文化氛围。
　　与九、十部乐等正统音乐不同，散乐百戏被视为靡靡之音，由此可见，宫廷燕乐广泛吸收了来自民间表演艺术的许多内容。除了非常正式的官方的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外，唐代宫廷娱乐活动实际上是雅俗共赏的混合型活动，既把高雅的宫廷乐舞发展到新高度，又融合了来自民间的世俗娱乐内容。
　　散乐百戏以其令人惊叹的异于传统娱乐活动的表演，一方面丰富了宫廷燕乐的内容，增强了宫廷燕乐的活力，活跃了宴饮氛围；另一方面引起了君主的极大兴趣，使得不少臣僚担心君主沉迷其中而不断上谏，这又让人思考娱乐活动的展开是否应在一定范围内，是否应符合中国古代儒家传统观点，进而思考娱乐活动的道德性，也显示出娱乐活动对君臣关系与娱乐观念的影响。
　　只是，宫廷燕乐基本局限于统治阶级，局限于皇宫禁地，即使部分内容如散乐等表演时常得以在宫门外表演，惠及普通百姓，但总体上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享受。投入到宫廷燕乐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也成为唐王朝的负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