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毛主席收到一份病理报告，不敢下决定，亲自指示不可大意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过，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事三个人的历史，这三个人分别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
　　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曾有过这样一句话来：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因此，可以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史中，也应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历史。这对在长期革命中并肩作战，在新中国成立后共商国是的亲密战友，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私下里，两人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周恩来在临终前给毛主席写去了最后一封书信，而这封信的内容却让毛主席好几天都睡不着觉。那么，信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迟到的相识
　　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干部，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在建党的前后。但事实却是，他们在建党近5年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
　　1921年，毛泽东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之一，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而另一边的周恩来在遥远的巴黎担任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来到了风暴的中心广州。而此时的毛泽东就已经离开广州到达上海。
　　命运似乎好像在捉弄他们一样，总是在错过。但命运的神奇之处在于，不管他们错过多少次，总会兜兜转转相见。
　　1925年七月，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党的四大，毛泽东则因为工作太过于劳累请假回到了湖南。
　　1925年9月，做了几个月的休整后，毛泽东也来到广州，而周恩来刚刚率领广州革命政府军队开始第二次东征，在潮汕一带开展革命工作。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时才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对方。不过，当时的两人算不上有多么深的交往。
　　但在之后的中山舰事件中，两个人却有相同的判断，同时也在这起事件中开始了两人深厚的交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准备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突袭。
　　当时汪精卫掌控着国民党的政权，蒋介石没有实权只掌握着第一军，但第一军的大部分干部也都是共产党。
　　而对于蒋介石接下来的下一步行为，周恩来也早已看出了端倪，于是在3月17日就去到广州寻找蒋介石一探究竟，确定自己的判断。
　　他发现蒋介石的神色很不正常，同时也发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来往密切。周恩来隐隐察觉蒋介石很可能会有动作，于是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兼任苏联顾问翻译的张太雷。但苏联顾问团却并未重视这件事。
　　就在事情发生的当晚，毛主席也察觉出了此时的变化，立即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向代理团长季山嘉提出建议，立即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质检委员，秘密电令叶挺开会，向蒋介石讨伐。但仍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于是，毛泽东又辗转来到了国民大革命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不曾想却意外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到了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
　　通过这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交往开始密切起来。
　　第二年夏天，周恩来还在毛主席的邀请下，参加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来到黄埔军校进行讲演。
　　而在此后漫长的革命旅途中，两人也一如既往，对一些重要的事有着默契的见解。这种默契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越来越深。毛主席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有人曾说，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是有着毛周之间的密切配合，才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确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说法，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
　　两个人中总有以一个人为主，另一个也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的。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之间的密切是众所周知的。
　　毛泽东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对此邓小平也对毛泽东的作用说出了一句非常客观的评价，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也不会有今天的周恩来。
　　虽然在青年时代，周恩来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才子，但正是在毛泽东正确地领导下，才有了能施展拳脚的地方。
　　因此，一位中央领导也曾说过，毛主席最离不开就是周恩来。
　　当然，尼克松的看法也和别人的想法一致。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中，我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毛是在统筹全局，提出大致的方针，而周恩来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执行，细致周密。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毛主席做事情不注意细节。当然，周恩来也绝不止起一个执行作用的人。
　　周恩来除了总理这个身份之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他是一个军事家，更是战略家，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也有着重大决策能力。
　　比如在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道：不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这也说明了他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清晰的认知，在这之后，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党内对于周恩来的军事能力是非常肯定的，一位中央领导在看了《周恩来传》之后，认为对周恩来在军事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
　　当时的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要说明他在这些战役中的贡献。对此，邓颖超也承认，周恩来在陕北时期实际上是总参谋长。
　　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阅，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之后，再由他来落实。
　　虽然后来留下的档案中，关于一些重要的战略决策大多是毛主席起草的，但这也不能说明重要的决策没有周恩来的参与。
　　据一位同志所说，他们每天收到的军事电报，一般都是先送给周恩来看，之后周恩来再去找毛主席，两人一起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件就由毛主席亲自动手起草，细致的地方则由周恩来处理。
　　除此之外，在外交方面，毛主席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离不开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外交家。
　　毛主席在与外国领导人谈话时候比较喜欢谈论大的方向、战略、原则，谈话内容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尤其喜欢与对方谈论哲学。
　　但外交问题并不是仅仅靠这些能够解决的，要想打开外交局面，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还要对国际事务了然于心，在外交领域技能在把握战略方向，又能深入问题的细节。而这些没有周恩来和外交人员的努力是远远做不到的。
　　对此，毛主席也对周恩来的外交能力给予了肯定。1957年，毛主席在第二次访苏时与赫鲁晓夫谈话中就曾说到了周恩来。
　　当时，毛主席说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好奇地询问谁是接班人，毛主席说了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不过，他也谈到了周恩来，他这样说道：
　　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他是个非常精明情感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外交上能达到周恩来这样的境界，几乎没人能做到。
　　那么周恩来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不仅仅包含着周恩来多年的经验积累，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能写文章能指挥军事，堪称全才。而在外交方面，达到了全党全国无人出其右而享誉全世界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于自己辅佐毛主席，也是有意识扮演陪衬的角色。曾有人问他为何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这样的话，他反驳道：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由此可见，周恩来是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上，他对毛主席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尼克松的一句话也证实了周恩来的想法：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
　　毛泽东的思想比较博大深邃，有时候讲话别人也很难从字面上理解他，准确把握毛主席的意思。但周恩来却能做到心领神会，并周密落实，这样的默契是在两人长期的交往中形成的。
　　两人在工作上如此契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然而，在私下里，他们的关系也是非比寻常的。周恩来临终前给主席的最后一封信
　　1975年5月的一天，毛主席正在逐字逐句地审阅这一份报告。从他拿起报告的那一刻起，他眉头紧锁，脸上的表情是极少见到的异样表情。看过报告之后，他的心情看起来更加沉重，之后便陷入了沉思中。
　　很显然，毛主席非常担心病理报告上的这个人。
　　报告说患者被确诊了膀胱癌。一般来说，膀胱癌切了就是，根本不需要毛主席亲自过问。但这位患者却是周恩来，作为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毛主席怎能不担心呢？他深知周恩来对于国家正常事务运转的重要性。
　　但对于周恩来的治疗方案，却让毛主席这个伟人都难以决断。
　　按照常理来说，一般只需要切除膀胱就可以了。但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让毛主席不得不谨慎起来。
　　1971年，陈毅元帅因为患上结肠癌入院治疗，手术之后不到半年就复发，最后宣告不治身亡。1970年，谢富治患胃癌入院手术，却在1972年身亡。毛主席身边两位重要战友的离世，也让毛主席对待癌症不得不小心起来。
　　他担心的不仅仅是开刀的危险，更多的是担心已经74岁高龄的周恩来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手术。要知道陈毅去世的时候71岁，谢富治的年纪也只有63岁。
　　周恩来的年龄比较大，而且经过长期的工作，他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对于周恩来是否要做手术始终犹豫不决。
　　然而，在1972年，毛主席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也迅速恶化。1972年2月12日，毛主席发生了短暂性的休克。幸亏护士长吴旭君在身边，立即喊人抢救了他。
　　当周恩来得知后，一向冷静的周恩来立即坐车来到了毛主席的住所。他走进毛主席的卧室，走到床边，双手紧紧地握住主席的一只手，大声地喊道：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
　　周恩来的嗓音发颤沙哑，看着主席，满眼心疼。经过20分钟的抢救，毛主席终于清醒了过来。毛主席知道，如今他的身体也不行了，因此，这个国家在这个紧要关头是不能缺少周总理的，所以他必须要确定诊治的方案不会出错。
　　经过多番思考，毛主席决定，暂时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他向医务组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半年之后，当他再次看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毛主席当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经过多次检查，中央最终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治疗周恩来的癌症。手术之后不到半个小时，主治医生吴阶平就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询问周恩来的情况。
　　在周恩来生病的前后，毛主席格外关注他的病情报告，每次都阅读得非常认真。在因为白内障不能阅读的情况下，也都是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读给他听。
　　我们都知道，老人一到晚年身体机能不好，大脑退化，忘性也大。但毛主席却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手术的细节，他在手术中失血的次数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毛主席都能熟记在心。
　　与此同时，为了尽快得到周恩来手术的第一手消息，毛主席通常都是派工作人员直接去医院取来的。毛主席看后对于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总是立即吩咐：快去办。
　　仅仅三个字，也能反映出毛主席对周恩来的关切和对他病情的焦虑。
　　当然，周恩来身在病榻上仍时时惦记着毛主席，他或许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于是在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强忍着身上的病痛，提笔给毛主席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在信件中，周恩来也只是报告了他的治疗情况。但在这封信之后，周恩来又给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玉凤同志：
　　您好！
　　在主席休息好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尼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年6月16日22时半
　　后来，当张玉凤把周恩来的病情报告读给毛主席听后，毛主席看起来很惦记周恩来，还说：有几天睡不好觉。
　　半年后，周恩来已陷入弥留之际。当时的他多次昏迷，一天他醒来之后，连忙问身边的医生，主席的身体怎么样。医生回答：没有大的变化。周恩来这才放心地说道：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说罢，又昏迷了过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驾鹤仙逝。逝世时在他的胸上佩戴着两枚像章，一枚是毛主席头像，另一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周恩来用一生证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也用一生证明了他对毛主席的忠心耿耿、推崇尊敬。或许在夜深人静，百转千回难以入眠之时，毛主席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