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小伙伴儿们

　　我童年的小伙伴儿们
　　郝洪山
　　可能像我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这里写自己的小伙伴儿，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尤其是年轻人）。而且，即便是在我小时候，别说看到老人了、就是看到大人们在说自己的小伙伴儿时，我也同样是会觉得有些好玩和有趣的。
　　其实，正如我们小的时候都渴望着成年一样，而当我们老的时候又总是会怀念着自己的童年的。更何况，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老伙伴儿，亦都是从小伙伴儿的年龄一路走来的
　　这一张珍藏了五十多年的照片，是我在1970年底即将远赴新疆当兵时照的。后左是亚非（牛亚非）、右是毛孩（陈奇）、前左是小远（王明远）、前右是我（当时叫郝毅山）。不过，虽然当年我们这四个人的关系要用现在的话讲可谓就是老铁和死党。但我们之间当时的这种老铁和死党并非是建立在吃吃喝喝的关系上，而是在抱团取暖的需要上。
　　在当年我们经历的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特殊年代里，还只是十多岁的我们这四个人都基本上是被划在了小混蛋的系列之中的。
　　亚非父亲牛得草叔叔（豫剧名丑，后电影《七品芝麻官》的扮演者），当时是被批倒、批臭的大右派；
　　小远父亲王根保叔叔（著名豫剧老生），后被打成牛鬼蛇神迫害致死；
　　毛孩亦是因家庭出身问题而非根红苗正之列；
　　我父亲当时更已是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了太多之脚的走资派。
　　所以，我们这几个当年在学校里，即便是你的确也是想进步，却也没有条件进五七小工厂。即便是你爱打球，却也没有资格进篮球队。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无奈之中，我们也就不得不物以类聚地走到一起了。
　　说起来，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我和亚非之间的时间最长、感情最深。这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父辈们的关系，更还因为是我们一样大的年龄、一起上的小学，而且从上小学时我们就是一个班的小同学和好朋友。记得从小学起，只要是放假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到豫剧团找亚非去玩的。至今，我依然觉得自己童年的太多快乐时光，都是和亚非一起在豫剧团、曲剧团那个地方度过的。也是在那里，我不仅开始知道与了解我们的豫剧团，而且还发生过或经历过许多好玩和有趣的事情。
　　比如，尽管此前我也曾听大人们说过，我们市的豫剧团在全省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在和亚非一起在剧团厮混的那些日子里，我才更进一步知道了我们市豫剧团的前身是黄委会的豫剧团（黄河水利委员会）。而我们豫剧团还有不少诸如像牛得草叔叔、王根保叔叔、马飞叔叔、陈敏秋阿姨、陈慧秋阿姨这样当年就已经在河南省享有盛誉的豫剧名家和导演。在我童年的那个时期里，我和亚非几乎是踏遍了豫剧团和曲剧团的山山水水和角角落落的。可以说，从剧团的练功房到剧团的大食堂；从剧场的乐池到剧场的后台，到处都留下了我和亚非的童年足迹。而且，当年我们在豫剧团玩累了、玩饿了的时候，还会去亚非家休息或吃饭。而亚非奶奶每次给我们做的香喷喷的鸡蛋面条，至今也是让我记忆犹新的。
　　有一个时期里，我们市豫剧团因演出任务繁忙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外出执行演出任务，另一路人马留守在家保证市里的演出活动。如此一来，尤其是留守在本地演出的队伍一有任务，经常会遇到人手不足的情况。所以，那时他们在家门口演出时也常是全民皆兵，全体上阵的。记得当年包括我和亚非有时也会跑到后台不是帮助拉个大幕、就是帮忙倒个茶水。甚至有时我们还会按照吩咐协助大人们一起在后台或抖动一张白铁皮或晃动着一把把好像是系着不少珠子的大蒲扇，制造出剧情需要的那种电闪雷鸣和小雨沙沙的音效
　　不过，我们快乐的童年记忆在小学四年纪开始的停课闹革命后便戛然而止了。尽管我们在散放了差不多两年左右时间又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中一下子就从小学就上了中学。但随着我们父辈们的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揪出，我们已经成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也不再有资格与其他同学享有同等的政治待遇了。所以，当时从别的小学一起进入中学的小远和毛孩也就与我和亚非同病相怜地成了难兄难弟了。说起来，当年我们四人虽年龄相近（大小也就一岁上下）、需求相同，但在性格上却还是有所区别的。
　　小远（王明远），有追求却与事无争，有想法却安于现状。为人谦虚，性格平和。当年在我还只是喜欢篮球的时候，小远那时的篮球水平就已经很是让我佩服和羡慕了。
　　毛孩（陈奇），当年应该是一个因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与我们为伍的文艺少年。他心灵聪慧，少年老成。那时就已具备只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的君子之风。而且，他和我们几个的喜欢体育不同，毛孩可能从小受他两个哥哥的影响，他当时在内心里的兴趣与爱好其实都是在音乐方面的。
　　我和亚非，或许是从小就臭味相投的缘故，我们俩一直可以说都是一种互补互助、配合默契的关系。而且，我们经常还是互逗互捧、有唱有和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尤其是在当年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可以憋得住尿，但却憋不住话的性格。遇事爱热血沸腾，有事是不说不快。所以，那时在校园里也就经常会被枪打出头鸟的挨批评、甚至是挨批判。
　　实事求是地讲，当年我们四个人在校园里自暴自弃的为非作歹还不是那种打架斗殴、横行霸道的武闹方式，而是一种惹是生非和浑水摸鱼的文捣表现。
　　比如，那时候我们在校园总是以给别人起外号为快事。当时我们有个同学易友园，我们就叫他幼儿园。有个同学叫尤国普，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油葫芦。有时，我们还会以同学、包括老师的长相或特征起外号，什么黄瓜把儿、蔓茎头、陈二饼等等。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老师好像叫杨世良，我们在私下里都叫他羊吃狼。另外，我们当年在教室上课时，还会时常会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之机拿粉笔头袭击那些正在专心致志听课同学；在前排的同学起立回答问题时，我们会悄悄从课桌下面伸过脚去勾走他的凳子，让他落座时就会手忙脚乱地坐上一个屁股蹲儿，然后引起教室里一片哄堂大笑，我等便甚是得意。而且，当年我们在学校时不仅经常学工学农，还经常会吃忆苦饭。其目的说是为了不忘旧社会的苦和牢记新社会的甜。当年每到我们班吃忆苦饭的时候，我们都会端着饭碗故意走到班长、副班长和当年那些根红苗正的骨干们面前问他们忆苦饭好吃不好吃？倘若他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回答说不好吃，我们就会故意大声说他们不能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倘若他们回答说好吃，我们又会说他们觉得旧社会贫下中农的日子不苦。说心里话，那时我们经常的恶作剧也的确是令我们班的老师同学们都是有些不堪其扰的。
　　后来，也真是应了那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老话。当时学校的工宣队发现了我们几个的这种影响复课闹革命（破坏）的新动向后，在我们的年级开展了结合这种现象的大讨论与小评论活动。不仅对我们开会批评帮助，而且在教室布置了小评论专栏让个个写认识、人人谈体会。说心里话，当时的那个阵仗也的确把我们几个人有吓到了。不过这种害怕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惟恐我们的这种行为被上纲上线，可能又会让我们都已在风雨飘摇中的父母和家庭更加雪上加霜。所以，在我们年级的那次批评教育活动中，我们几个也真的是从心里开始深刻检讨和要痛改前非的。
　　后来，这场风波也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但在那样一个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希望的时期里，哀大莫过于心死的我们几个人依然是无法在校园里安心学习。所以，当我们在学校若上一些诸如化学、物理、音乐等这些令人不太有兴趣的课时，我们几个不是请假、就是逃课。或许是太过压抑，或许是急于逃避，我们那时只要离开学校最喜欢去的地方，不是去西岭摘酸枣、摘柿子，就是去汤河桥、红旗桥摸鱼捉鳖。
　　记得有一次，我和亚非、小远从红旗桥玩耍过后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发现路边的一处果园里的果实累累。一时也是有些心痒难熬的我们几个顿生邪念，悄悄地钻进了果园后便开始偷将起来。谁知，正在我们大显身手之时，几个果园的值班人员发现了我们便跑了出来。见状后，我们三人吓得也是分头逃窜。可不幸的是，在几个值班人员的围追堵截之下我也是被当场擒获。不过，在他们见我还是个孩子后也并没有过多为难我。他们也只是在把我带到了值班室批评教育之后，又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检查便把我给释放了。出来后，在我和等候在不远处的亚非与小远会合时，又把后来的情况给他们叙述了一遍。当他们听说还让我写了书面检查时，不由得都有些担心他们会把我们的事情通报到学校去。我当时听到他们的担心后笑道：你们大可放心，我的检查上落款写的是四中张成林。除了那个检查是真的，学校和姓名都是我现场虚构的！说罢，我们三个人又都是一阵大笑。而且，从那一次后，亚非一见面还总爱开玩笑地叫我张成林。
　　说起来，这一切都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却都已经是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而且，我们几个人可能谁也没想到，五十年前在照完了那一张我当兵前的合影之后，远走新疆的我，一当兵就居然当到了退休，一打球就又打了一辈子；谁也没有想到，亚非后来也不仅是得到了其父牛得草叔叔的真传，而且还成为了全国豫剧舞台上的小牛得草和河南省政协委员；谁也没有想到，小远后来也成为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退休之后又回到了省城含饴弄孙、自得其乐。谁也没有想到，毛孩（陈奇）在退休之后，总也算是重操了旧业，实现了自己儿时吹拉弹唱的音乐梦，并且乐此不疲地乐在其中和享受其中当然，也毋庸讳言，在我如今这个最美莫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的人生阶段里，自己最最怀念与难忘的还是我们童年时代里那一段率真的时光。而且我想，身在远方的亚非、小远和毛孩这些当年我的小伙伴儿们也一定会是这样想的
　　2021。5。22。于乌鲁木齐
　　亚非的父亲牛得草叔叔
　　王根保叔叔剧照
　　当年王根保叔叔与马金凤、闫立品一起演出的海报
　　火红的年代
　　当年的汤河桥
　　五十年后的重逢我和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