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未必成为千里马，但一定得有千里志

　　韩山
　　人未必成为千里马
　　但一定得有千里志
　　与朋友闲聊，朋友的言语里总是存着一丝沮丧，并不时地唉声叹气，问其缘由，尽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用他的话说，自己一天干的都是些端茶倒水的活，好处全是别人的，自己啥也没有捞上，再看看别人，都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啥也不干，只会使唤人。最后，朋友不无感慨地撂了一句千古名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我没有安慰他，而是随声附和。要知道，闲聊的目的就在于吐槽和发牢骚，它的功效类似于运动，不同的是，运动锻炼的是身体，而闲聊锻炼的是心理，都是为了健康着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聊，也不知道聊到哪里算结束，即兴而来，尽兴而归，大概就是闲聊的意义了。
　　由此看来，闲聊同谈话是有区别的，提到谈话，气氛似乎马上就正式和紧张起来。我想，朋友之所以找我闲聊，原因有二：一是他没有被谈过话，二是我也没有被谈过话。他觉得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乎我被引为知己，也就听了许多牢骚。
　　朋友大概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而怀才不遇的人无一例外地会感慨一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想，韩愈的《马说》一文之所以流传千古，就在于世上多有怀才不遇者。倘若这个世界上当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话，这篇文章倒没有什么阅读的必要了。
　　其实，《马说》这篇文章托物寓意可以的，但不能太较真。较真的话，有些道理其实很难说通。比如文章第一句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那么问题来了，世界上到底是先有伯乐呢？还是先有千里马？这其实同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一个问题。我倒认为，无论是伯乐和千里马，还是鸡和蛋，它们的关系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不能分而论之。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
　　一hr《马说》这篇文章，韩愈以千里马譬喻人才，引起了世人诸多感慨。既然是人才，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一下人。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篇）孔子将人分为四等，生下来就知道的为第一等的人，其次是学习以后才知道的，再次是遇到困难才开始学习的人，最差的是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人，这种人就是最下等的一类人了。孔子还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篇）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第一等的人（尧舜之类）和最后一等的人（下愚者）是不可以教的，唯有中等的人（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是可教的。
　　这个思想被韩愈继承了下来。韩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类，上焉者，善焉而己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这是说，有的人生来就是善的；而有的人生下来不善也不恶，是可以教的；也有的人天生就是恶的。在此基础上，韩愈认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这是说，品性好的人可以教化，而品性不好的人则只能用刑罚加以约束，也就是所谓的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
　　由此看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篇）这句话针对的人群应该是孔子所谓的中等人，因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性是不可移的。再结合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以及荀子的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这两个人虽然对人性起点的认识（性善还是性恶）是不同的，但都认为人可以成为像尧舜禹一样的圣人。但实际上，在他们的眼中，能够成为尧舜的人毕竟是人群中的一部分，因为下愚们是不可移的，一辈子都不可能上升成为圣贤。当然，这是历史局限性使然，不能算得他们的过错。
　　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人是不是生来就具有某种才华？如果千里马真是孔子所谓的生而知之者，我们是否只需要从万千人群中把这些人寻找出来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教育和培养。就像北宋王安石在《材论》中写到的那样：
　　驽骥杂处，其所以饮水食刍，嘶鸣蹄啮，求其所以异者盖寡。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耳。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这段话是说，把良马和劣马关在一起，一样地吃草喝水，看不出什么区别，但等拉上车子的时候就大不同了，良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远行千里，而劣马扯断了缰绳昼夜不停追赶也跟不上。所以，在王安石看来，天下还是有人才的（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只不过这些千里马需要伯乐（人君）去筛选罢了。这样看的话，如果人才是天生的，不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的，人才就会变得更加可遇而不可求，仅仅靠试来筛选的话，就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即便是有所谓的人才，要得到也是一件极其费劲的事情。
　　当然，以上都是古人的见地。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相信世界上有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人，才是真正的愚人。这个世上可能有一生下来就日行千里的马，但绝对没有一生下来就参透一切知识的人。因为从进化生物学上讲，生物是基因和环境共同的产物。基因的突变是随机的、不定向的，而环境则起到一个筛选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法则。所以，在不同环境中的生物，携带的基因多少是有些差异的（只不过是非常小的差异）。
　　以马为例，蒙古马体魄强健，胸宽鬃长，皮厚毛粗，夏天能忍受酷暑，冬天能耐得严寒，勇猛异常，可以作为军马使用；而产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马则性情温顺，善于爬坡，适于山地托运，历来是重要的山地运输工具。这两种马生存环境不同，因而适用环境也就有区别，彼此各有千秋，我们就很难说谁是绝对意义上的千里马。
　　人自然也属于生物，但又比较特殊的是，人是具有思维能力的。同马一样，世界各地的人从形体容貌上看，也很有地域特色，但绝对不会有人一出生就满腹经纶，因为进化是脑容量变大、身高增加、体温下降等生物机能的进化，而不是思维和认知的进化。要知道，思维是人脑借助于语言对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应过程，在此基础上才逐渐有了认知和高级智力活动。可以说，离开了语言，就没有思维，而离开了思维，人就不可能获得知识和经验。
　　我们似乎可以笃定地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一出生就会说话。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生而知之者，更没有什么天生的千里马一说。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天才，天才都是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人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环境的影响（外因），另一方面也与自身的认知（内因）有关，这两方面因素缺一不可。所以，千里马不是是不是的问题，而是看自己做不做的问题。相信自己，勇于践行，那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否则的话，成为千里马将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二hr以人才而论，无论哪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矛盾：一群伯乐感慨没有看到千里马，而与此同时，又有一群千里马感叹没有遇到伯乐。其实，以人而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伯乐和千里马。因为人才这个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千里马固然是一种人才，难道伯乐就不是人才了吗？所以，人们实际上是陷入了概念的怪圈之中不能自拔，而不能看到人的才能实际上是多方面的。在孔子的时代，孔子看得起的都是尧舜等上古圣君，所以孔子培养的都是政治人才，相反，孔子看不起那些有稼圃才能的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篇）
　　这段话是说，樊迟问孔子关于稼和圃的技术，孔子很诚实，认为自己不如老农和老圃，但他却认为这些技术都不是君子之道，因为学这些的都是小人。或许，孔子口中的小人未必都是品格卑劣者，但他对于人才的认识无疑是片面的。孔子的这种认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知觉选择性人们根据自身的某种需求和目的，有意或无意地选择少数事物作为知觉的对象，以它作为知觉对象，对它产生鲜明、清晰的知觉映象，而把周围其余的事物当成知觉的背景，只产生比较模糊的知觉映象。孔子有政治抱负，因而看得起尧舜，却看不起稼圃，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人才观。
　　为什么说以人而言，没有所谓的伯乐和千里马？这是因为，既然伯乐和千里马都是人，而人才的概念又是相对的，我们就很难分清哪些人是伯乐而哪些人是千里马？我们应该看到，人才这个本体与喻体千里马有着质的区别。在韩愈的《马说》里，伯乐是人，而千里马是马？人和马之间横着物种之间的鸿沟，不管千里马如何出色，只会对相中它的人（故而赢得伯乐之美誉）有好处，而不构成有任何威胁。
　　但在人类社会里，就不一样了，伯乐们和千里马们是一种竞争关系。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透彻，他在《材论》第一句就提到：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这句话是说，我们应该忧虑的不是人才多不多，而应该忧虑在位者（上之人）不希望人才众多，我们应该忧虑的不是人才不为国家效力，而忧虑在位者让不让他们效力。
　　所以，伯乐和千里马并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用不用的问题。一般而言，上之人一般是伯乐，而下之人是千里马，对于千里马的认定，完全掌握在伯乐们的手中，如果伯乐们不乐意，即便你是千里马，也会被关在马厩里。这就是王安石所谓的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
　　王安石给人们破了一盆冷水，人们更愿意相信的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未立见，故未有有实而不可见者人要有本事了就像口袋里装了个锥子，想藏也藏不住，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千里马的才能能不能得到施展，不独在千里马，还得看伯乐用不用。如果伯乐嫉妒千里马，就会千方百计地压榨和迫害千里马，这样的话，千里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即便你是天生的千里马，伯乐们不用你，你仍然是废马。从这个逻辑出发，是不是千里马并不重要，用不用就变得很重要。用，你就是千里马；不用，你就是驽马，只能围着马厩转。
　　我们常说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在世人看来，管仲可谓有治国理政才能的千里马，而鲍叔牙自知能力不如管仲，甘心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不仅使得管仲免于被杀，还让管仲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当了齐国的宰相，可谓管仲的伯乐。但其实，管仲和鲍叔牙是互为伯乐和千里马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管仲能将鲍叔牙引为知己，可见他是有相人之术的，可谓伯乐；而鲍叔牙能看到管仲的才华而且不嫉妒，这也是一种才能，可谓千里马。
　　反面例子就是庞涓和孙膑了。庞涓和孙膑到鬼谷子那里拜师学艺且结为异性兄弟，但庞涓这个人嫉妒孙膑的才能，设计迫害孙膑，孙膑受了膑刑之后逃到齐国，辅佐齐国大将田忌才得以复仇雪恨。这个例子里，孙膑固然是千里马，庞涓也一定是伯乐，但这个伯乐却害怕被千里马取而代之，故而想干掉千里马，可谓居心叵测。孙膑早先没有看透庞涓的花花肠子，可谓没有相人之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不能算是千里马；而庞涓能看到孙膑的才华但却醋意浓浓，以此来看，也就不能算是伯乐。
　　这样来看，对人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千里马和伯乐之分。因此，那些感叹没有发现千里马的人自己一定不是伯乐，而感叹自己没有遇到伯乐的人自己一定不是千里马！还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是绝对不会成为千里马的，只有在一群人里面，才会有千里马。正所谓矮子里面拔将军，所谓的人才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哪有什么千里马？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假如有上帝的话，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放到上帝面前，上帝也会发笑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原因，上帝是根本不屑于人类的。
　　三hr在上文中，我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千里马，人才都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二是千里马和伯乐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用不用的问题。做不做、用不用说到底是实践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的真理，只有在实践中，千里马才能成为千里马，伯乐才能成为伯乐，否则的话就都是些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所以，要成为人才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己得具备某些能力；二是自己得遇到适合自己施展能力的机会。
　　我认为，要具备某些能力，人一定得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因为能力（尤其是技术）也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不是一旦拥有天长地久的。以前有所谓的打字员，现在这一职业已经销声匿迹了，因为打字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必备技能，不会打字的人就是网络信息时代的文盲。只有坚持终身学习的人，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周遭环境的变化，从而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无论是人行还是水流，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静态的结果只能是死人或死水。所以，千里马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地持续地形成的。
　　至于能不能遇到机会，这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因为机会并不一定都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多种因素起作用，但首当其冲的就是看你的上之人是不是器重你以及你对自己的上之人是不是认可。如果你的领导认可你，而你也认可你的领导，那么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你就会成为某一领域的千里马，而你的领导也就坐享了伯乐的美名。否则就是王八看白豆怎么看都不顺眼，一个感叹自己遇人不淑，一个感叹自己无人可用。但这也不等于说，为了成为千里马，下属就非得拍领导的马屁，或者为了成为伯乐，领导就得可劲地给某个下属创造机会。这些都是南辕北辙的想法，这样做非但成不了千里马和伯乐，反而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因为一味拍马屁就会丧自我，而盲目创造机会只能是揠苗助长。
　　其实，就个人而言，人们也不用纠结于自己是不是千里马以及自己能不能遇到伯乐等问题，在我看来，为之，就有可能遇到伯乐进而成为千里马；不为，即使遇到了真伯乐也成不了千里马。所以，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做起而行之，做自己的伯乐和千里马。
　　在这方面，我们得向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学习。当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对哲学家说：第欧根尼先生，只要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会马上赐给你。第欧根尼躺在木桶里头也不抬地说：那就请你站到旁边，别挡住了我的阳光。类似的人还有我国古代的隐士伯夷叔齐。这哥俩因为自己的亲弟弟周武王做出了父死不葬以臣弑君之不孝不仁之事，待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后，耻食周黍，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之山。前者第欧根尼当是以求真而成为自己的千里马，而后者伯夷叔齐则是因求义而成为自己的千里马，一时间传为美谈，真可谓人类精神史上最闪亮的明珠。
　　综上所述，是不是千里马并不重要，因为千里马的认定很主观，同样的人，在一些人眼里可能是千里马，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就不是千里马。但我想说的是，成为自己的千里马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突破了自己生命和意志的极限，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时，他大可以自豪地宣称，我是自己的千里马。有首诗写得很好，天下无难事，在乎人为之。不为易亦难，为之难亦易。吾非千里马，然有千里志。旦旦而为之，终亦成骐骥。是啊！人的一生，未必成为千里马，但一定得有千里志！
　　202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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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山，教师，教研员，写作爱好者，感受生活，记录生活，寻找生活中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