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写信让妻子回国，对方回复不行就到美国

　　1957年的一天，身在台北的曹秀清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美国，寄信人是她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
　　和女儿久未谋面，如今收到她的来信，曹秀清自然是喜不自胜。但她反复读过书信后，对信中的一句话却很是不解，这句话是这样的：
　　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
　　曹秀清寻思着，自己在美国也没有什么老朋友。而且女儿在信中写的是他，说明对方是一名男性。这个人会是谁呢？
　　思前想后，曹秀清想到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人，那就是她的丈夫杜聿明。因为她实在想不出，除了丈夫，还有谁会惦念她们母子的安全。女儿之所以在信中称老朋友而不是直接写名字，很有可能就是担心国民党当局查看信件。
　　一想到丈夫有可能还活着，曹秀清一时间也是百感交集。她当即提笔给女儿回信：快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都好，让他不要着急，我非常想见他
　　那时候想要从台湾直接回大陆是不可能的，曹秀清考虑之后，决定先以探望女儿的名义到美国，再想办法回大陆。但是她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国民党当局也知道了杜聿明还活着的消息，为此蒋介石还专门下令：杜聿明的妻子儿子不得再离开台湾。
　　这无疑是断绝了曹秀清和丈夫团聚的希望。当时的曹秀清深感绝望，以为此生再难同丈夫团聚。
　　然而，曹秀清没想到的是，时间才过去一年，事情就出现了转机。
　　1958年的一天，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了曹秀清家门口，这辆车是宋美龄派来的，专门来接她到士林官邸（蒋介石在台北的住处）。
　　曹秀清当时还在纳闷，自从来到台湾，自己一家一直都被蒋介石夫妇冷落，现在怎么突然派车来接？
　　等和宋美龄见面后，曹秀清的疑惑被揭开了。原来是自己的女婿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蒋介石想拉拢他，于是就想让自己去当说客，邀请杨振宁到台湾为国民党当局效力。
　　在曹秀清和宋美龄交谈之际，蒋介石也出现了，他装出一副关切的样子问道：孩子们怎么样？你的身体好吗？
　　如果是一般人，受此礼遇可能早就感激涕零了。然而曹秀清并没有，因为她太了解蒋介石了，对于他的过河拆桥她领教了太多。
　　杜聿明被俘以后，曹秀清也曾考虑过一家人的出路，到底是返回陕北老家还是去哪。正在她为未来担忧之际，蒋介石派人送来了手谕，让她带着子女和婆婆一起去为台湾。蒋介石还许诺，到了台湾以后，她们一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都由国民党当局负责。
　　当时曹秀清得到的消息是丈夫已经被共产党所杀，想到如果留在大陆，一家人可能都会遇到麻烦。于是无奈之下，曹秀清只能选择带着家人去了台湾。
　　然而曹秀清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蒋介石是想拿她们一家作为人质，一方面可以让我党没有办法利用杜聿明，另一方面也是让杜聿明自己心存顾忌。
　　到了台湾以后，曹秀清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一家人在那里没有房子、衣食无着，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国民党当局发的一点补助金。但这补助金的数量，完全不够一家人的日常开支。
　　无奈之下，曹秀清只能找了份差事在外做工。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家人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在此期间，她也曾找过宋美龄等人，希望蒋介石能够兑现当初的承诺，然而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那时候曹秀清才知道，蒋介石是真的靠不住。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曹秀清对蒋介石愤恨不已。
　　当时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在美国读书，没有学费来源，只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杜致仁因为生病没有办法继续打工。于是他就给母亲曹秀清写信，希望她能帮帮自己。
　　然而曹秀清也没钱，万般无奈，她只能向蒋介石申请补助。结果是蒋介石确实批了经费，但这笔经费只有1000美元，而且还是分两年支付，每年500美元。可杜致仁每年的学费就要3000美元。
　　所以这笔钱对于杜致仁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压根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当杜致仁得知情况后，一时间也是悲愤交加，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也承诺会解决他们的学费问题，但到头来却是这般解决。杜致仁一时想不开，选择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这件事也让曹秀清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虚伪。所以这次再见到蒋介石，听到对方还舔着脸问孩子们怎么样，曹秀清是真的难以忍受，直接回怼道：大儿子因为没有钱上学去年自尽了，我的身体也不好。
　　蒋介石听到这话，也知道曹秀清心里有怨气。于是也不再逗留，留下一句慢慢调养，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不过曹秀清虽然心里不忿，但是对于宋美龄说的到美国去的事情，她并没有拒绝。毕竟只有去了美国，她才有可能返回大陆和丈夫团聚。
　　就这样，在1959年初，曹秀清终于离开了囚笼台湾，来到美国见到了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曹秀清走的时候还想带着子女一起，但当时国民党当局是想靠她拉拢杨振宁，所以不仅不让她带走任何子女，而且还对她的探亲时间也作了规定，期限为半年。
　　然而国民党当局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到美国后，曹秀清就没有再回台湾。她一直牵挂着丈夫杜聿明，她知道一旦自己回台湾，那么此生再难有机会和丈夫团聚。所以在女儿和女婿给她申办了长久居住证以后，她就暂时在美国落脚，时刻等待着丈夫在大陆的消息。
　　而在不久之后，曹秀清也确实等到了杜聿明的消息，而且杜聿明还主动邀请她返回大陆团聚。但就是这梦寐以求的团聚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曹秀清却犹豫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且听秀说细细道来。
　　1959年12月初，因为在管理所改造良好，思想已经完全转变的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
　　当时的杜聿明已经知道妻子身在美国，所以他获释后第一时间就给曹秀清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杜聿明向妻子讲述了自己的近况和生活环境，说自己一切都好，家里有卧室、客厅、办公室，自己对于共产党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决定和共产党一起工作，好好建设新中国。
　　同时，杜聿明也向朝思暮想的妻子表达了思念，希望她能够回国，回到自己的身边。
　　原本对于和杜聿明团聚，曹秀清一直都是满怀期待的。但是当她真的收到丈夫的来信，却不由开始迟疑起来。至于迟疑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国民党当局从中作梗。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已经知道杜聿明被特赦，他们很清楚，如果杜聿明留在大陆，那么曹秀清很有可能也会回到大陆，到时候他们想要用曹秀清拉拢杨振宁的算计就会落空。所以他们一边催促曹秀清早日返回台湾，一边还派人吓唬曹秀清：你对大陆情况不了解，千万去不得，否则悔之晚矣。
　　另一方面，是曹秀清对于丈夫描述的事实不太相信。做了多年夫妻，曹秀清对杜聿明的性格很了解，知道他以前很敌视共产党，但是现在杜聿明却说决定和共产党一起工作。而且曹秀清也知道丈夫是战败的战犯，虽然获释了，但他的生活真有他说的那么好吗？对这些，曹秀清都有担忧。
　　所以，刚开始曹秀清并不相信丈夫能在大陆待下去，以为他信中所说的定居大陆只是权宜之计。为此，在回信中，曹秀清还劝丈夫：不要过于强求自己，不行就到美国来。
　　但曹秀清不知道的是，杜聿明留在大陆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他真的铁了心扎根大陆，要和我党一起建设新中国。而在之后的通信中，曹秀清也终于知道了丈夫思想转变的原因。
　　杜聿明被俘后，刚开始确实如曹秀清料想的那样，并不是很配合改造，甚至还经常闹脾气。战犯管理所的其他被俘国军将领，称他为最不可能被改造的花岗岩脑袋。而他自己也觉得，所谓的改造就是让他们这些败军之将接受惩罚。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杜聿明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被查出身患重疾。为了给他治病，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单间，并定期用小汽车接他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就诊。当时有些需要的药品，国内找不到，相关部门还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重金购买。
　　为了能让他早日康复，管理所还特意给他开了小灶。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大家伙的生活水平都不高。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却能够经常吃到红烧鱼、炖鸡、鸡蛋和肉等高蛋白食物，甚至每天还有一磅牛奶供应。
　　就这样，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和医务人员的关心治疗下，杜聿明的身体情况有了很大改善，甚至是一些以前留下的陈年旧疾都被医治好了。
　　这些事，杜聿明曾经跟同为改造对象的廖耀湘说起过，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我一直身体不好，淮海战役被俘以后，由于经历的坎坷和心情的忧虑，身体每况愈下当时，他们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我，怕我思想上有负担，对身体不利并用最昂贵的进口药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药是周恩来总是亲自批准特地从国外专为我进口的。就这样，我身上的疼痛慢慢减轻，心理上的疼痛也在减轻。我终于慢慢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在为我治病，治我身体上的病，也治我思想上的病。胜者为王的一方，如此真心实意地对待败者为寇的一方，这在中外历史是少有的
　　除此之外，组织并没有彻底断去杜聿明等人和外界的联系。这些国军将领虽然在接受改造，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够了解外面亲友的情况。
　　所以在管理所的安排下，杜聿明等人不仅能够见到曾经一起共事的国军起义将领，像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人，而且也能和外界亲人保持互通书信。
　　就像杜聿明，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妻子和儿女，所以组织还主动帮他联系到了身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通过他们，杜聿明也得以和身在台湾的妻子曹秀清取得了联系。
　　这些安排，在精神和心灵上，给了杜聿明莫大的安慰，也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我党的关怀和气度。
　　如果说以上这些事情，让杜聿明思想发生了部分变化，那么接下来一件事，则是让他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对于这件事，杜聿明和很多接受改造的国军将领一样，刚开始都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
　　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击败了国民党军队，但有部分被俘国军将领内心其实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我军之所以能获胜，并不是我军有多厉害，而是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占据了人数优势。
　　现在我军开赴朝鲜，而且作战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装备上就处于劣势。所以这些心里不服的被俘国军将领，普遍认为志愿军将会在朝鲜战场上受挫。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是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捷报频传。不仅狠狠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也打出了中国的国威。
　　直到此时，杜聿明等接受改造的国军将领，才深刻地认识到，我军之所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必然。这也让他们思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开始为在朝鲜前线奋战的志愿军建言献策。
　　甚至杜聿明还拖着病体，主动投入到为志愿军炒面的行列，身体力行参与到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中。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杜聿明也是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和兴奋，他无比感慨道：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所以杜聿明的思想转变，并不是曹秀清以为的权宜之计，而是潜移默化后的水到渠成。他是切实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也切实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不一样。
　　而且杜聿明在信中说的自己一切都好，也并非虚言。
　　特赦后不久，杜聿明和王耀武、曾扩情等人，就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大革命时期，周总理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如今时过境迁，老师和学生再次相见，说来也是感慨。
　　期间，杜聿明满怀愧疚地向周总理认错：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
　　但周总理却是温言安慰他：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杜聿明原本对于未来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和周总理一番交谈后，他找到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为国家、为人民继续工作。
　　为了让这些被特赦的人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周总理还专门提议设立了一个名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聘请了很多像被特赦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编撰成文史资料。而杜聿明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杜聿明还和其他文史专员一起，去了很多地方，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看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些，杜聿明都通过书信告知了远在美国的曹秀清。这也让曹秀清彻底相信，丈夫在大陆不仅能够待下去，而且待得很好。而她也下定决心，准备回国和丈夫团聚。
　　1963年，在杨振宁的安排下，阔别14年的曹秀清，终于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丈夫身边。
　　周总理听到曹秀清回来的消息，也是满怀欣慰，专门接见了杜聿明和曹秀清，还再三嘱咐他们：你们要互相关心，和和气气生活，把家庭搞温暖，你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负责，希望你们为祖国建设出力。
　　这番话直说得曹秀清掉眼泪。曾经丈夫那般为蒋介石卖命，换来的却是她和儿女在台湾艰难求活，甚至儿子还因为学费问题自尽；如今丈夫曾敌视的共产党，对她和丈夫却是这般优待。两相比较，曹秀清更加确定，回国这个选择没有错。
　　此后，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杜聿明夫妇在北京享受着平静而安稳的生活。
　　直到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在北京逝世。在临终前，杜聿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病危深思，最关怀者唯一言而已；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杜聿明去世后，邓小平、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出席了追悼会。而党中央也对他的后半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着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将怀念他。
　　而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杜聿明在台湾的4个儿女，因为台湾当局不放行，他们既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
　　反倒是杜聿明去世后，台湾当局放开了对4个儿女限制。当然，台湾当局这么做也并非出于好心，而是想让儿女们劝说曹秀清返回台湾，并以此来大做文章。
　　除开国民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儿女们从本心出发，也是希望能将母亲接回台湾。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北京，举目无亲，他们不忍也不放心，他们很想将母亲接到身边尽孝。
　　所以1983年，母子几人在香港团聚后，儿女们再三劝说，希望曹秀清能够回到台湾和他们一同生活。
　　但权衡再三，曹秀清还是含泪拒绝了儿女们的请求，因为她牢记着丈夫杜聿明临终前的嘱托：我死以后，你哪里也不要去，不要去美国，更不要去台湾，就在大陆定居。大陆虽没有儿女，但政府会照顾你的。共产党待我不薄，我们不能忘恩负义
　　她对几个儿女说：我个人的寂寞事小，祖国统一事大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共产党不好。你爸爸的历史在大陆，他的骨灰在北京，我不能作违背他的心意、对不起他的事。
　　此后，曹秀清就一直生活在大陆，继续着丈夫未尽的事业，积极为祖国统一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直到1984年5月，曹秀清再次赶赴香港，准备和儿女们再见一面。只是这一次，还没等到见面，她就病逝在了香港。
　　谨以此文，纪念迷途知返的杜聿明将军和不忘初心的曹秀清女士。愿二老的遗志早日达成，祖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