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的滞后性 美国自1980年以来,经历了五个经济周期。如果把它们倒数一下,你会发现,在每个经济周期中,就业周期都滞后于经济周期。例如,在1980年的衰退周期,经济进入衰退通道后的第四个月就业才开始下降,衰退后的第一个月甚至有1。4的就业增长。再比如,在2001年的经济周期中,虽然经济进入了复苏通道,但就业继续下滑,直到复苏后的第6个月才停止下滑和反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但并不符合新古典就业波动模式。 (1)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有限的,资本的固定性决定了劳动力也具有一定的固定性,这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 短期就业波动图 (2)各国政府或多或少地对企业裁员施加限制,以增加企业解散成本,有的政府甚至会直接冻结企业解散。劳工管制政策和解雇成本使公司无法随心所欲地调整就业人数。 (3)秘密握手协议。由于各种经济或非经济动机,企业主和内部人很容易达成默契,类似于风险分担合同。例如,当产量增加时,企业主不会急于招聘外部人员与内部人员竞争工作;相反,当产量减少时企业主不会贸然解雇内部人员。因此,巴德罕发现,他们不愿意按照边际原则及时调整就业量。 高学历人才获取工作图 (4)劳动要素的调整方法既包括广义方法(调整就业量),也包括深化方法(调整人均工时)。后者不会影响就业规模。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企业往往倾向于深化调整。只有当这种调整方法用尽,不能满足劳动力要素调整的需要时,才会考虑一般调整方法。也就是说,只有产出波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业量才会真正发生变化。考虑到上述因素,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反对传统理论的假设,认为劳动因素是准固定因素。在他们看来,即使产出波动改变了最优就业量,企业也不是一步一步调整就业量,而是分步实施。库玛还使用了一个两周期的Koyck方程来模拟这种滞后调整过程。这种逐级调整,使得就业波动滞后于产出波动,这是传统理论所不考虑的。在传统理论框架下,即使是新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粘性,也只考虑从就业到工资、从产出到价格的滞后调整过程,仍会考虑从产出到就业的传导过程。它被视为一个瞬间完成的黑匣子。在这一点上,它与新古典理论没有本质区别。 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二)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的回滞现象 在萧条周期中,产出下降会迅速摧毁就业,导致失业率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但在景气期,产出的恢复不会带来失业率的快速下降,相反,失业率将继续徘徊。例如,斯提亚尼发现,在澳大利亚,一次产出下降导致失业率在三年内迅速上升。脉冲响应仍然没有显着衰减。这种现象称为滞后现象,最初由布兰查德和萨默斯提出。 它包括两个内涵:(1)输出增减对就业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相对而言,产出下降对就业的影响更剧烈、速度更快,而产出增加对就业的影响则温和得多。 就业压力大 产出下降对就业的影响将持续,失业率的部分瞬时影响信号可能演变为永久性影响。相反,在经济进入繁荣期后,经济萧条周期上升的失业率非常高。很难再回来了。他们认为,滞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如内部协议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工。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在那些系统僵化的领域,停滞更有可能滋生。 例如,在劳工控制严格、解雇成本高的欧洲,存在就业停滞现象,但在提倡自由市场制度的美国,这种现象并不明显。滞后假说是对自然利率假说的有力挑战,也与现实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然而,仔细考虑之后,这个看似新颖的假设背后却有很多漏洞:(1)如何证明产出的瞬时下降会对失业率产生永久性影响?现有文献中的证明方法很粗糙,一般是检验失业。速率是否为1过程似乎只要证明失业率是随机游走,就可以说明外生冲击具有无限记忆功能。 (2)即使可以证明瞬间的影响在这30年里有持续的影响,也不代表这种影响会永远持续下去。持续30多年,永远!毕竟是两个概念。谁能保证这种影响在40年或50年内不会突然停止?尽管如此,就业停滞假说仍然很有启发性。(三)经济周期对公私营部门就业影响的差异 即使在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的就业也越来越不可忽视。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决策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产出波动对两个部门就业的影响也应该是不同的。许多研究发现,私营部门的就业与经济周期高度一致,而公共部门的就业往往脱离经济周期而独立,甚至相反。私营部门就业与国民产出呈明显正相关,两者相关系数高达0。8。但在公共部门,这种相关性已经变得很弱,这意味着公共部门就业一度出现逆经济周期波动动态。私营部门就业的顺周期性很容易理解,而公共部门就业的特立独行只能从决策机制的外生性中寻求解释。即政府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制定自己的招聘计划或补偿策略。这可以从两个部门的工资波动规律中得到验证。公共部门的工资与经济基本脱钩,与GDP的相关系数接近于零,1970年以前甚至为负。这种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较早的文件中,培拉特和波特指出,在经济衰退期间,公共部门的就业通常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以197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例。无论是州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当时他们的就业规模都出现了较大的增长,增幅接近20。更奇怪的是,危机过后,公共部门的就业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是继续保持着臃肿的规模。这种只增不减的现象称为公共就业的棘轮效应。 经济周期中的行业轮动 回顾193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甚至1950年至1995年之前的经济周期,都可以找到棘轮效应的证据。希格斯将棘轮效应归因于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例如,为了应对危机,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和税收制度改革。这些需要更多的公职人员服务。危机增加了人们对公共服务的依赖,降低了对公职人员规模的抵制,这为危机后继续保留庞大的公共服务团队创造了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对公共就业的决策机制,而不是市场的内生作用。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尽可能多地增加员工,尽可能少地裁员。公共部门就业的特立独行将加剧私营部门就业的波动性。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刚性工资创造了相对于私营部门的工资优势,削弱了私营部门工作岗位的竞争力,人们纷纷涌入公共部门寻找工作。随着求职者的减少,私营部门职位空缺被填补的概率降低,进而抑制了私营部门提供职位空缺的积极性,使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这可以从公共部门就业与私营部门就业比率的变化周期中看出。 经济周期图 卡德罗尼发现,在美国,该比率明显是反周期的,其与国民产出的相关系数约为0。8,证明公共部门对私营部门的挤出效应确实存在,而且还在加剧。私营部门就业波动的放大器。卡德罗尼认为,这种挤出效应的出现,还因为长期存在的公共部门工资租金,使得私营部门工人的储备工资向下刚性下降。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工人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与公共部门结盟思想的支配下变得更加困难。本来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缓解的失业压力,只能通过数量调整。(四)经济周期对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影响差异 非正规就业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就业形式,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更是缓解失业问题的避风港。由于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在组织形式、劳动收入、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人们有理由怀疑,当面临周期性经济波动时,不同国家之间的就业波动形式会存在差异。瑞斯曼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实践中,非正规就业往往表现为个体经营,年轻人最有可能在个体经营和有偿工作之间徘徊。以GDP增长率的差异作为衡量经济周期的变量,以受访者是否退出自谋职业(或转入正规部门)作为被解释变量。逆周期:在经济衰退时期,非正规就业将上升;在经济繁荣时期,非正规就业将减少。相反,正规就业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曼德尔曼和罗加斯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非正式就业的非自愿性质。 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速趋势 根据他们的研究,即使控制了个人的禀赋特征,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也比正规工资部门低3个百分点左右8左右,收入增速也比后者慢1。9个百分点。正是这种差距使自营职业成为最后的手段。有些人甚至可以将其与隐性失业相比较。因此,只要经济形势好转,人们就会恐惧地逃离该行业。然而,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曼德曼和罗加斯以阿根廷为例,说明一些个体经营者确实具有企业家素质。由于他们在自主创业的过程中可以凭借创业人才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选择自主创业是一种主动行为。 相应地,这部分个体就业的波动格局与正规就业相同,与经济周期高度吻合。但问题是,这种自谋职业能算非正规就业吗?雇主不属于这一类。研究表明,前者的就业波动表现出明显的反周期性,而后者表现出顺周期性。也有学者对这种差异持妥协态度。但总的来说,仍然有大多数国家是反周期的。 经济周期增减的趋势(五)区域冲击信号和产业冲击信号的影响比较 从横向看,国民经济是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组成的。区域冲击信号将对区域内的所有经济单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仅限于区域内,不会影响区域外的经济单位。相比之下,工业冲击信号只影响行业内的经济单位。即使是跨区域的经济单位,只要属于同一个行业,都会受到行业震荡信号的影响。经济可能同时遇到区域震荡信号和行业震荡信号。那么,哪种冲击对就业波动的影响更大呢?对我国台湾地区的一项研究发现,产业冲击信号对就业的影响要大得多关于地区冲击信号对就业的影响,80以上的就业波动可以用产业冲击信号来解释,而区域冲击信号只能解释不到20。这一结论与一些早期的研究结论不同。 产品寿命周期图 例如,在加拿大的一项研究中,人们发现,在大多数省份,区域冲击信号对就业的影响大于产业冲击信号对就业的影响。这种冲突在类似的研究文献中并不少见。重要原因之一是如何识别区域震荡信号和行业震荡信号。由于这两种电击信号往往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提取出纯电击信号。所谓的区域性震荡信号往往与行业震荡信号混合,而行业震荡信号也与区域性震荡信号混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引入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卡尔曼滤波方法。此外,许多学者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下使用正交分解矩阵来提取纯冲击信号。虽然这些改进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分析的准确性,但结论上的差异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