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乙小说中的出走

　　一、出走概念的界定以及
　　在文学中的呈现现代文明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人取代了神的地位，成为真正的占统治地位的高级生物。固有的有形的等级限制被打破，人似乎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平等与自由，出走以其人定胜天的假象，无限地放大了人追求自由的欲望，作为人追逐自由的存在方式，把所谓成功披上了一种名为可能的面纱。出走作为社会学的概念本是区域之间相互交流进而形成现代文明的渠道，被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所关注，进而成为其中的主题之一。
　　二、出走的哀歌：血缘、体制、命运的三重裹挟
　　现代文明似乎告诉了人们什么是自由：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有这样的权利，任何束缚人自由的规则都是落伍的。于是，许多人放弃了脚下的土地，放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出走，投奔到所谓的更好的生活中去。）实际上，他们只是放弃了没有选择的安全，投入了有选择的不确定之中。至于这些不确定所带来的问题，现代文明没有给出回答。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巨大，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轻人）涌入大城市，小县城和农村丧失劳动力导致更加凋敝，不少农民甚至毫不眷恋地放弃了（也有不得不放弃的）家乡赖以生存的土地，跟随社会潮流，到城市谋生。这种社会无意识的影响，让人认为出走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选择。而阿乙在他的代表作《模范青年》中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出走的悲剧，是由父权、体制、命运三重的裹挟所造成的。
　　三、出走之后收获的失败是底层生命的荒诞必然
　　工业文明以强势的姿态碾压了农业文明，现代社会以一种单一的逐利的价值观，假借自由的外衣，把每个个体裹挟在工业文明的巨轮之下，使得每个人有意识无意识地、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工业文明本身的掠夺性，使得本身资源就稀缺的底层生命更加难以对抗外部世界的争夺。许多打工者回到家乡，连土地也失去了，这意味着原本属于乡土的淳朴消失了。尽管如此，他们（尤其是年轻人）也并不认为这样的状况很糟糕，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工业文明所谓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状况的辩证反映。文学作品是个人创作的，包含了作家本人的亲验经历和对社会的理解。阿乙的小说，为读者展示了被现代单一价值观异化的底层人们出走之后更加无可依归的现状。四、结语：阿乙的贡献与问题阿乙的小说给人一种惊恐的命运感。他在底层孤独地行走，势要把人生各种宿命的面相剥裂给人看。他的小说难以看见阳光，就如同他认为生命本身就被一种浓浓的命运感包裹。本文从《模范青年》出发，从出走的艰难与出走后的失落与失败焦虑与时代现实的无法调和，出走与爱情的剥裂关系，夹杂中国社会底层个体的宿命性，分析了阿乙小说的出走。毫无疑问阿乙的小说提出了值得正视的社会现实，无数底层个体在出走之后陷入了更加无所依归的困境之中。而导致这样状况的，既是因为人性本身的缺陷，也是因为体制乃至社会转型，两者叠加，使得本就掣肘于底层困境的个体无法避开命运的悲剧。这是对鲁迅先生所说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几乎要流血的呼应，也是对现当代文学关于出走的主题的延伸。
　　阿乙在从事作家这一职业以前，在家乡县城当过数年的基层警察，这让他对底层小人物殊途同归的命运流向有着真切的体会。而曾经作为体制内基层的一员，阿乙对自身的命运也有着焦灼的失落感，这股失落感化成一只猛兽，撕扯着每一位读过他文字的读者。但是，阿乙的创作亦有其问题。一味地重复底层个体的失败难免有千篇一律之感。李洱在对话谈《短篇小说写作的现状与可能》中说道：优秀的小说写黑暗，伟大的小说写黑暗的启示。；｝l4阿乙的书写还没有达到启示的程度，或者说，他并不认为书写黑暗的启示是必要的。我觉得一个作者不一定要成为正义的作者，不一定要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作家并不是说教的执行者，而应该是一个艺术品的制造者。
　　但是，优秀的作家应该对社会现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这种判断应该是基于现实，又穿透现实，落实在文本时，对现实有着先见性的批判，而不仅仅是以一种虚无的姿态，还原现实的本身。不停地重复否定存在，会逐渐让作品停留在此岸，无法到达彼岸的宽度。阿乙的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一部在技法和结构上对加缪的《局外人》致敬的作品，但是与《局外人》所批判的个体话语权被体制剥夺，生命被体制机器吞噬的不同，《下面》则还是重复灵魂的虚无和存在的荒诞性，而这种虚无与荒诞性挪移到汉语叙事语境上来，则少了穿透时代与现实的气质。桦祯在《路途中的中间代作家们》一文中，表示（对阿乙等青年作家）新作中看不到明显的进步。能从个体内在的命运流向的探索来进行文学创作，当然是阿乙等青年作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丰富和贡献，但是，如何进一步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则是作家们还需不断思考甚至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