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寺美术图像题材及艺术特征

　　江南文化孕育着这一带佛教文化的发展，江南优越的地理条件亦为佛寺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历代佛教，兴衰更迭。中唐以前，大致是对西域佛教寺院的吸收和消化过程，中唐以后则表现为外来佛教的彻底中国化的发展演变。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禅宗的出现，江南一带的禅宗寺院建筑代表和反映了汉地佛教建筑的典型，禅宗寺院的普及化推进了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唐五代以后，江南佛法兴盛，以吴越为最，尤其首府杭州，更有佛国
　　之称，吴越王钱弘俶对灵隐寺重建更得以发展成为
　　江南佛教文化重镇。
　　一、杭州灵隐寺美术图像题材
　　杭州灵隐寺位于飞来峰下、天竺山麓，为江南名刹。始建于东晋咸和三年，迄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区域内散布延伸的湖山林泉，成为佛教寺观集林立之所。灵隐寺殿宇辉煌，院落宽敞，建筑布局以佛殿为中心纵轴式布置，以满足宗教庄严神圣的气氛。中轴线上主要建筑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和华严殿。整个寺宇气势宏伟，庄严肃穆。五百罗汉堂、佛教图书馆、道济禅师殿、方丈楼、大悲楼、联登阁、华严阁等列于轴线两旁。纵观古今，灵隐寺美术图像题材丰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佛教动植物图像
　　植物花卉、风景花鸟题材是江南寺院建筑装饰内容的一部分，纹饰丰富多样，有莲荷、梅花、兰花、竹子、菊花、牡丹、忍冬、卷草、如意草、松树、桃树、喜鹊、仙鹤、孔雀、蝙蝠等，这些纹样常常用在门窗裙板、绦环板上面。在灵隐寺建筑的各类装饰构件上都有其整体和单元的草木花卉题材装饰，主要是以各种纹样或浮雕的形式出现在围栏、屋檐、窗格、建筑基台和须弥座上等。雕刻内容多以现代莲花等草木花卉为主，经过现代的加工，卷草纹与四周灵芝纹交织在一起，布满整块栏板，四周用回纹做边框；另有仰覆莲花瓣的柱头，而且这些莲瓣头有呈方形，有呈圆形，造型饱满，装饰性强。在寺院内，以瑞兽为题材的吉祥图案随处可见。灵隐寺内可见龙、凤、狮子、麒麟、仙鹤、赑屃、鸱吻、狻猊等瑞兽动物形象，这些动物象征着和平与统一、吉祥与美德。
　　（二）佛教文字符号
　　江南一带的装饰纹饰融入了中国民俗文化所喜爱的福禄寿禧卍字纹等象征性文字符号，以及盘长方胜同心结连理回字纹火焰纹卷云纹佛教八宝等传统图形符号。这类纹饰本身不仅具有很好的装饰性，而且还鲜明地传达了一定的文化思想，象征着吉祥、喜气、财富等。禅寺的屋顶装饰、石构部分装饰、栏杆台阶装饰、窗户纹饰、影壁与匾额等，以及佛堂中的幡与幢、法器、佛像装饰等均可见这些符号。
　　（三）佛教人物造像
　　禅寺内供奉的佛、菩萨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多为安静端坐为主，光彩健美，佛的基座下面是莲花造型，或者该佛像的坐骑。大雄宝殿释迦牟尼莲花坐像由香樟木雕成，佛像低眉细目，气韶生动，端庄凝重，令人敬畏；清秀如童子，端坐莲台，表示圣洁清芬，出淤泥而不染。佛像两眼向前凝视，右手微微抬起，左手伏膝，背光有七尊小佛，金光四射，熠熠生辉。佛像的发髻、衣褶、坐姿皆具仿唐代佛雕特色，这是中国最高大的木雕坐式佛像之一。灵隐寺华严殿内，殿内供奉的毗卢遮那佛，是发、报、化三身佛中的法身佛；左文殊菩萨和右普贤菩萨，分别代表智慧和理德。三尊佛像雕工精美，线条优美，佛像背光有火焰、莲花等造型，底座下端多为天象云气日月等等图案，从而表达了信众在对于佛的崇拜与追求时所感受的曲折、空灵、回转、停顿等的感受。
　　二、杭州灵隐寺美术图像的艺术特征
　　（一）民俗化和意象性
　　杭州地区佛教装饰的艺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手法以写实为主，注重意象性。造像的民俗化，反映出佛教造像活动在民间的深度与广度。佛教的某些教义虽然已深人入心，但造像的民俗化导致了宋元以后，统治阶级在崇尚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改造，致使飞来峰石刻造像栩栩如生。诸如其中的人物题材，如天土、力士、伎乐天女等，并利用这些人物衬托出佛界气氛；动物、植物、器物或文字等题材都隐含着佛的事迹和教义。如莲花则寓示佛的说法，另有纯洁的内涵。乾隆皇帝游览灵隐寺时，曾写下奚必金莲畔，恒耽泉煮茶金莲池上小竣巡，名迹千秋几不湮等诗句。其中莲花图案在建筑中应用最广，柱础、佛座、藻井、地面、佛幅等比比皆是，而变体也最多。
　　（二）差异化和独创性
　　飞来峰的石刻艺术，在文化特质上倡梵求异，在宗教上则以信奉喇嘛教为中心。江南一带较为宽松的政策，以利于统治，所以以一种少见于汉地的新样式汉梵结合的面貌呈现。观音菩萨在我国民间受到善男信女的特别信奉，其形象也极为多样，飞来峰石刻中的汉式风格特征的杨枝、水月观音与梵式西藏密宗造像四臂观音坐像、狮子吼观音坐像并存。差异化还体现在灵隐寺的人文精神。宋时期，高僧辈出，其中的道济禅师最富特色。济公本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剃度的地方就在灵隐寺，经过历代的口口相传和文学演绎，道济禅师便成为了神话人物济公而广泛流传。
　　（三）世俗化和戏剧性
　　江南佛教在民间化的过程中，到宋代佛学界便出现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世俗化发展趋势。寺院俗讲继承唐代，更为盛行，其中所讲的许多内容已是地道的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有的甚至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社会意识倾向于现实，从而促进了城市诸行百业的繁兴和广大市民阶层的壮大，诗词、书画、美术、建筑、音乐、歌舞、杂艺等等正统和通俗的文艺一时得到极大的繁荣。
　　（四）多元化和包容性
　　江南地区佛教美术图像，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下江南地区佛教艺术的传承与变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一，寺院建筑巧妙利用周围自然景观，使建筑因景观而丰富、景观因建筑而生辉，并结合佛教建材和设计理念，表现出传统佛寺的恢弘、开阔、典雅、敦厚，颇有大唐遗风。其二，石窟造像风格来自不同地域的融合，它既不同于显宗的造像、密宗的教义，又别于常见的汉土风格，成为符合中国人审美观念的形态。飞来峰石窟元代佛教造像风格华梵并存，如毗卢遮那佛左手托金法轮，右手施降魔印；释迦佛左右施定印，右手施降魔印；无量寿佛双手结禅定印。
　　据《灵隐寺志》记载，灵隐寺拥有文武遗迹众多，隋高祖仁寿二年，遣僧赍舍利建塔于飞来峰顶，即神尼塔、钱忠懿王弘俶，继之建本寺屋宇一千三百余间，回廊自山门左右，绕至方丈。建灵隐寺门塔幢两座，建北高峰塔。另外，禅寺各类建筑额名也众多，既有历代皇帝的题字、墨客的题咏，又有摩崖题记。寺中天王殿前的云林禅寺巨匾即为康熙帝御笔。其内涵丰富，情趣别致，充分表现了禅寺独有的气质、意境和情趣，有效地提升了灵隐寺建筑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品位，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精神功能。总之，是诸多艺术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元素的合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