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碑前的一支白菊（原创）

　　清明，笔蘸泪水，祭奠着我的父亲。
　　那天，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爷爷要他去。
　　我一惊。
　　父亲已经病了一年多了，说话都是啊啊啊的，不知道说什么。每天柱着拐杖到处游走，经常不知道回家。这一年多因为耳朵听不见、说话又不清，他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而刚才爸爸给我的电话说话声音很大，话说得很清楚啊。
　　我立刻感觉到不祥，难道是行将要去的人的回光返照？我马上给妈妈打电话问情况？。妈妈哽咽着说爸爸很不好要我赶快回来。
　　半夜，大雨中我赶到了家。进大院我就看到父亲两手扶着拐杖坐在门口。我走到父亲面前喊他，他不理我，还瞪着我，嘴里啊啊啊的，举起拐杖要打我。还是妈妈出来拦住，告诉父亲说是大林回了。我哭着问妈妈，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直吵着要回老家，只要神志清楚他就反复说爷爷要他回去，母亲私下找了一个出家的老和尚来看看。老和尚跟妈妈和弟妹们说，爸爸的时日不多了，大限将至，全家人就等我回来商量。
　　一会爸爸安静了。坐在沙发上，啪啪沙发背让我坐在他身边，紧紧的抓住我的手，含糊的告诉我，要我给他洗澡、换衣服、他要睡觉了。说完就闭上了眼睛，脑袋搭拉下去了。
　　我们兄弟几个一起给父亲洗了澡，换上了妈妈早就做好的父亲穿的寿衣，把父亲抱到了床上躺好，又给父亲盖上了一床薄薄的被子。
　　突然，父亲伸出一双满是青筋的老手抓住我，啊啊啊的想说什么。我贴着父亲的嘴唇，想听清楚他老人家最后要说什么、是不是要留给我们几个孩子什么话。听很多老人说，人在离世前，或闭不上眼睛，或想说什么话又说不出来，往往是心里惦记着什么事、托付什么事。我抓紧父亲的手，把父亲可能会惦记的事一件件的说给他听。
　　说起姑姑的事，父亲的手轻轻动了一下。姑姑是父亲那辈唯一的惦记亲人。父亲九岁时，爷爷重病，临终前爷爷把父亲和姑姑托付给大伯就撒手西去了。父亲兄妹俩相依为命。虽然是亲大伯，但他家里也有几个孩子，一下子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生活就更难些了。九岁的父亲、八岁的姑姑在大伯家里从不敢喘大气、端饭喝水都要看大伯家里人脸色。几年里大伯家里人没睡觉前父亲姑姑是绝对不能睡觉的，天没亮就必须要起来清理院子，给牛喂草，准备农具下地干活。大伯虽然没有打过骂过虐待过父亲姑姑，但父亲姑姑心里都知道这是别人家，在这个家里他们俩终究是外人。这样的苦涩心酸的生活一直过了近十年。等把姑姑嫁给了附近村里一个弹棉花的工匠后，父亲给大伯磕了个头，感谢他养了父亲和姑姑一场，就离开了大伯家、告别了姑姑和一行人去了重庆，在天府煤矿当了井下挖煤工。
　　昏黑的井下挖煤巷道，窒息、潮湿。污浊的空气里混合着原煤的硫磺味、巷道里屎尿味、立柱的腐木味。挂在巷壁上的萤火虫般的小灯，照着浑身漆黑的一丝不挂的煤工，把煤装在筐里再用肩膀把煤背出来。一天二天、一月二月、一年二年的过去了，父亲用肩膀在那条不见天日的巷道里和阎王擦肩而过，送走了好几个事故中死去的工友。黑暗的日子给父亲胸前、后背留下了一条条一道道嵌到皮肉里的炭黑和浑身的伤痛。
　　父亲、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湖南。从锰矿山又转到了铁矿山，成了一名扬眉吐气的矿山工人。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几个弟妹都长大了、都有了各自的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孙子了。岁月悄悄的从我们身边遛走了，等我们回望父母时，他们却在我们成长的影子里老去了，心酸藏在了满头白发里，苦楚都长在了额头上的皱纹中。
　　父母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抚育了我们、成长了我们。而我们只看到自己长高长壮、一个个的离开了父母。竟然没有发现父母已经孤独的悄悄的老去了。我们自责自问，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了我们，我们报答了父母什么？
　　年三十的夜饭，我们围坐在父母身边，象征性的敬给他们一杯酒，看着他们眼里的泪光，不知道父母是在叹息时光苍老、还是在怀念我们小时候孩提时的欢笑。父母的杯酒里装着的是满满的对孩子们的爱和牵挂，唯独忽略了自己。一桌年夜饭终会散去，我们这些老孩子、小孩子在鞭炮的烟雾和声音中离开了父母的家，空空荡荡的几间偌大的房子里，又只有父母两个瘦弱老去的身影和一屋孤零的清冷。
　　父亲的手慢慢的在冷去。不知道父亲到底在牵挂什么，有什么他放不下的担心。母亲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突然明白了，原来父亲是在担心他走后母亲的一切。父母他们相儒以沫几十年，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我抓紧父亲的手，告诉他我们兄妹们怎样安排母亲的生活，父亲的手用最后的力气抓了我一下，眼角随即流出了一滴泪。瞬间，父亲抓我的手松开了。
　　父亲没有了牵挂和担心。安详的走了。
　　墓地。一块黑色的碑斜躺在花丛中。白色、黄色、黑色的小花紧紧的包围着墓碑。花的颜色倒映在黑色的碑上，淡淡灰灰的朦胧着，微微晃动中，留恋着浓浓的回忆、深深的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