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集权，在辽代时期的宣徽院，具有哪些特点？

　　辽代宣徽院设置之初仿照后晋而建，实则源自唐代宣徽院的建制规模，随着辽朝中央官制中北、南双轨体制的建立，宣徽院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机构和职官规模都有所扩大，宣徽院一分南北是辽代宣徽院制度的最大特点。
　　辽代宣徽官员多出身于契丹皇族、后族和汉人盛族，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其职能在继承唐代礼仪、服务型的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同时也继承了五代时期的军事职能和北宋时期的外交职能。
　　这是宣徽院制度与辽代官制体系的有机地融合，同时，也受到契丹辽朝其他制度因素的影响，使得辽代宣徽院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朝代宣徽院的特点。
　　另外，辽代宣徽院作为中央行政事务机构之一，在辽朝行政运转和国家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时移动，灵活多变
　　辽代宣徽院制度深受四时捺钵的影响。这是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在长期游牧畋猎的生活中形成的固有状态，建国后，就演变成为辽朝特色的四时捺钵制度。
　　契丹有春、夏、秋、冬四捺钵。四时捺钵往往与契丹政治联系紧密。
　　辽代宣徽院并不是固定在一地，而是随着皇帝的四时捺钵不断迁移、并发挥其职能。
　　辽代北、南面官下的宣徽院当是都随皇帝移动，正如前文笔者提到，在重大礼仪活动中，北、南面宣徽院分别负责北、南面官员，如冬捺钵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接待外国使节。
　　因此，契丹大小内外臣僚是包括北面宣徽院在内的所有北面官机构，而汉人宣徽院即指南面宣徽院，两院皆随皇帝行帐官署移动，每岁四时，周而复始，伴辽始终。
　　辽代宣徽院官员因围绕在皇帝身边，逐渐得到统治者的信任，故常常就近委以临时事务。在辽代的重大礼仪活动时间之外，宣徽院官员一般履行其他职责，而这些职能则根据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加以委任。
　　就宣徽院的实际职能而言，在礼仪型、服务型的基本职能外，在日常行政事务和运作中，宣徽院还有领军作战、宫廷护卫、外交谈判、工程建设等职能，因此，宣徽院的职能不是一成不变，其具体执掌具有较多的灵活性，在国家各类事务中，多见宣徽院的影子，亦是很好的说明。南北趋同，蕃汉合流
　　辽代中央运行双轨官制，宣徽院分别设置在北、南面官下，一方面，辽代北、南官制下的宣徽院官员的民族成份有严格限制，北面以契丹人掌国制，南面以汉人掌汉事，随着政权机构的不断完善，宣徽院严格的民族界限逐渐被打破，日益呈现出南北趋同、蕃汉合流的特点。
　　其中北面宣徽院，自景宗始一直到辽末，就有汉人任职宣徽的现象，如北院宣徽使有韩德威、赵智、韩涤鲁、刘霂，南院宣徽使有韩德枢、张昭莹、韩绍升、马人望；南面宣徽院中亦有契丹人的踪影，如宣徽使有耶律石笃，南京宣徽使有耶律特末、奴古达，宣徽南院使有萧从顺，判宣徽南院事有耶律宗政，燕京右宣徽使萧重。
　　由是，辽代北、南面宣徽院的任职者逐渐打破了民族界限，观其原因，疑为受到契丹辽朝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民族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汉契皆为中国的观念逐步形成并加强的影响。
　　另一方面，辽代北、南面宣徽院的职能划分界限也日趋打破，逐渐统一，我提到，北面宣徽院主要执掌军事型事务，其次为直言进谏和工程建设，而南面宣徽院主要负责出使外邦和外交谈判，这仅是概括出的大致界限。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北、南面宣徽院的职能划分却不是十分清晰，如北面宣徽院中，耶律袅履、耶律元亨、萧运作为国信使出使宋朝，萧特末作为专门使赴宋谈判。
　　南面宣徽院中，韩橁负责工程修缮，马得臣负有谏议之责。上述两方面，说明辽代宣徽院不论是在官员选任上，还是职能的具体操作上，都有打破民族界限的特点，充分体现了辽朝统治者将宣徽院制度为我所用的改造，具有鲜明的契丹辽朝政权的特点，即契丹民族作为主体民族联合主要民族汉族共同执政。内外一体，职责随需
　　唐设宣徽院作为宫廷服务机构，任职者主要为宦官，负责皇帝身边的宫廷事务；唐末至五代时期，宣徽院逐渐跻身北衙中枢机构，其职能也逐渐由内转外，任职者也由宦官向朝臣转变。
　　至辽代，宣徽院已经成为重要的中央官僚机构之一，宣徽院官员成为重要的朝官，而宣徽院以其丰富的职能，因而具有多重身份。
　　一方面，在朝会和重大礼仪活动上，北、南面宣徽院负责引导帝后、百官臣僚，代表统治者，相当于一个主持人的身份，这是参与重大政治和外交礼仪活动的表现；并且在重要的宴会上，提供宴享的服务，相当于一个服务者的身份，这是其继承唐代宣徽院的内廷服务职责。
　　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中央官僚机构，其军事型、政治型、外交型、工程建设型等职能，相当于一人身兼数职的作用体，均是辽代宣徽院作为外朝系统的职能，有辽一代，无论是内廷服务，还是外朝其他类型的职能都相沿不辍，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辽代宣徽院的军事型职能和政治型职能往往联系紧密，因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辽代宣徽院的军事职能包括军事作战和护卫斗争两个方面，辽代宣徽院的政治职能则包括直言进谏、充当国信使和参与外交谈判三个方面。
　　其中军事战斗主要有太宗时期与五代时期后梁、后晋的战争，以及对周边属国、属部的征讨，皆是辽初的既定国策的表现，即对外扩张、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的外在表现。
　　护卫斗争和政治局势联系最为密切，道宗朝的耶律乙辛制造的大量结党擅权、排除异己的虚假冤案，其势力遍布朝野上下，时任宣徽使的萧韩家奴和耶律挞不也力挽狂澜，与其势不两立，坚决反抗乙辛一党，最终统治者恍然大悟，最终将陷入黑暗的辽朝政局拉回，很大程度上洗涤了浑浊的政局，改变了辽朝后期的Z治走向。
　　因此，宣徽院的军事职能紧密地关系到辽朝内外政治局势；另外，宣徽使充任专门使出使外邦谈判，主要是与宋、西夏谈判，如辽代宣徽使在宋、西夏之间的协调斡旋，再如辽宋之间的关南地之争。
　　辽朝的谈判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坚强后盾，因此，辽朝相对安定的内外环境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保障的。
　　综上，辽代宣徽院职能呈现出不同于唐宋的内外一体、职责随需的特点。同源殊途，外重内轻
　　唐代确立宣徽院制度，随着政局的变动，唐王朝土崩瓦解，宣徽院制度被后来政权所继承，后梁、后唐、后晋因循不断，后晋是宣徽院制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后晋政权本身比较特殊，其始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辽太宗会同十年（947年），辽军长驱直取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晋灭亡，与此同时，辽仿中原制度大规模地设置了诸多新官制，宣徽院就在这一背景下为辽继承。
　　至此，宣徽院在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中原政权中又以北宋最具代表性，从存在时间来看，宣徽院制度在北宋曾两度废止，先是废掉宣徽院，后又罢免宣徽使，至宋哲宗元祐九年，伴随着最后一位宣徽使冯京的离世，宣徽院制度彻底消失于北宋，其后不再复置；辽代宣徽院制度自太宗会同元年始设，一直延续到辽亡，其后金元继承并进一步发展。
　　从宣徽院设置规模来看，宋代宣徽院仿唐制，机构设宣徽南、北院，职官分别设宣徽南、北院使。
　　而辽代宣徽院分别设在北、南面官下，职官设有北、南院宣徽使和宣徽使、宣徽南、北院使，以及设有属官同知北、南院宣徽事和同知宣徽院事，其后，辽金宣徽院的规模更是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综上，宣徽院在存在时间和设置规模上，北方民族政权都要比中原政权更加有活力，宣徽院制度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特色，其发展呈现出日益繁荣的状态，因此，宣徽院在南、北方的发展呈现出同源殊途的特点。
　　相比唐代宣徽院官员以宦官处之，辽代宣徽院的官员身份上多以身份尊贵的皇族、后族和显赫汉姓大族为之，身份的巨大转变，为宣徽院使职外延化提供了可能。
　　宋代宣徽院的职能主要继承了唐代宣徽院的服务型和礼仪型的职能，属于内诸司的领导机构，不仅负责礼宾赞引、通唤宣达，还要掌管诸司三班内侍之名籍，都体现出了宋代宣徽院在内朝的作为。
　　而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政权，继承了宣徽院的服务型和礼仪型的基本职能，宣徽使在重大礼仪活动中发挥了这两个职能，已区别于唐宋的内廷机构，又因辽代官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如设官的随意性、职能的灵活性等，宣徽院多负有临时性职务，于是宣徽院在辽代由内廷机构转变为外朝中央机构，宣徽使成为重要的中央朝官，其政治型、军事型、工建型职能要求宣徽院参与外朝具体事务。
　　另外，从宣徽院的任职者身份而言，多为身份显贵之人，因此，宣徽院为内诸司机构的可能性就不大。
　　综上，辽代宣徽院不论从具体职能，还是官员的具体身份而言，都是侧重于外朝，由此，呈现出外重内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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