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角关系，我服了

　　这个三角关系，我服了
　　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北宋时代耀眼的明星。他们交相辉映，在北宋政坛、文坛大放异彩。今天，我不谈论他们政坛文坛的辉煌功绩，除了这些之外，更让我折服的是他们宽阔的胸怀，高尚的品德，正直无私一心为国的情怀。
　　三人中，司马光年最长，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两人同年卒。苏轼要比他们小十好几岁，算小字辈，苏轼生于1037年，那时，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已是翩翩少年了。
　　为什么把他们三人放在一起来说呢？
　　三人有很大的共性：才高过人，名重文坛，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为学勤奋，为官清廉，德才兼备，时代精英。
　　他们三人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之间都有诗文互答。王安石和苏轼都算欧氏门生，欧阳修曾是司马光的上级，对司马光有提携之谊。
　　三人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生色，不喜奢靡。
　　三人交集颇多，一生相爱相杀，但他们的相争，都是君子之争，从没有为自己的名利而争，都是为了百姓，为了北宋帝国的富国强兵，百姓富足安定。他们争论，只不过政见不同而已。
　　1司马光与王安石
　　两人相差两岁，算同龄人，多年的同事。
　　王安石是变法的激进者，领导者，推进者；司马光的变法的反对派。两人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两人的文采甚高：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文流传于世，我们语文课上曾学过王安石好几篇诗文，如会说话就会背的、每当过年时就会想起来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司马光最为人熟知的是其史学、文学鸿篇巨著《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说道：无由会晤，不认去向往之至，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
　　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时，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之美誉。
　　司马光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年，才高而学富。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两人做过多年的同事。两人同在包拯为群牧使的群牧司当判官；两人共同担任皇帝的文学侍从；
　　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是好友，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在京为官，经常聚在一起玩，僧舍或坊间留下他们聚会余音，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的参与。王安石为人不修边幅，身上长虱子，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朋友之间说话这么损，绝对是真爱了。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后，司马光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踏踏实实隐居十几年，编纂《资治通鉴》。
　　这时候作为政敌的王安石，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又多次上书宋神宗，几次三番表明，司马光是难得的人才，只不过是思想守旧，恳请宋神宗开恩。
　　神宗驾崩，高太后临朝，启用司马光为宰相。王安石也选择退让，回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王安石落寞之际，朝堂之上旧派势力对王安石的弹劾之声不绝于耳，连太后都对因变法，动了她们皇亲国戚贵族利益的王安石恨之入骨。
　　各地见风使舵摸黑王安石的举报信更是像雪片一样压来。
　　致使王安石深陷舆论漩涡。
　　朝廷震怒，在要降旨发落王安石之际，司马光在朝堂之上叩首保本，请求朝廷明察，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谏言说王安石是铁骨铮铮的正人君子，仅是工作方式不对思想激进。
　　在看到司马光力挺王安石，朝堂之上针对王安石的声音才越来越少。
　　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
　　王安石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所以，一对政敌争锋相对，一生益友坦坦荡荡。
　　2。司马光与苏轼
　　司马光和苏轼，同是反变法派。
　　司马光之于苏轼，是父执一辈，因为他比苏轼大将近二十多岁，是和苏洵同时代的人。对苏轼苏辙都有提携之恩。
　　苏轼母亲程氏去世以后，苏轼请求司马光为母撰写墓志铭。苏轼兄弟参加贤良科，司马光是主考官，可以说苏轼的每一步辉煌都和司马光的提携分不开。
　　司马光何止对苏轼有提携之恩，对于苏辙也是有知遇之恩。当年苏辙和哥哥共同参加大科，苏轼脱颖而出，苏辙也不甘心，于是凭着一腔热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惊世骇俗的言论被一些大臣视之为洪水猛兽。纷纷要求罢黜。这让我们看到了苏辙的另一面。司马光据理力争，最后算是列入四等。
　　伴随着神宗皇帝的驾崩，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司马光担纲，自然需要吹鼓手，于是自然而然想到苏轼。首先他在元丰八年五月任命苏轼为登州知州；苏轼席不暇暖才五天，司马光迫不及待任命苏轼为礼部郎中召回朝廷。
　　15天后，苏轼被擢升为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三月，苏轼被擢升中书舍人；同年9月，升翰林学士知制诏（副宰相后备人选）。
　　司马光在擢升苏轼的同时，全盘废除王安石新法，其中包括增加朝廷财力和有益民生的免役法。此举引起争议，苏轼也参与反对废除免役法，这让司马光大为光火。苏轼只能请求外放，并且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司马光是司马牛，司马牛，真是一头倔牛。
　　苏轼多次抨击新法，令神宗不悦。周围善于排除异己，罗织罪名的小人便无中生有，弹劾苏轼兄弟在奔丧期间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罪名，神宗下令查实，一场大狱之灾在所难免。这时司马光出面辩解，一场危机化解。
　　司马光死后，苏轼为司马光撰写《司马温公神道碑》。苏轼以一颗感恩的心，为之撰写祭文、行状和神道碑。苏轼对司马光的人格多加赞扬和称道：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所以司马光与苏轼亦师亦友，不管政见是否相合，都遮掩不住他们君子之风。
　　3。王安石与苏轼
　　王安石比苏轼大十几岁，都二十一岁进士，皆为青年才俊。却在不同的阵营。
　　先介绍一下青年才俊苏轼吧。
　　两宋三百多年，开制科考试二十二次。入等者共四十一人。苏轼入第三等，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自北宋以来，只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
　　虽然才华横溢，虽然有致君尧舜的愿望，但苏轼一生中一半的时间都在被贬和被贬的途中，虽然担任过英宗的老师，虽然担任过知制诰，但一生没有担任过封疆大吏，也没有当过一言九鼎的职位。
　　神宗非常爱惜苏轼的才学，几次想重用苏轼，但都遭到王安石的阻挡。
　　神宗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义，不宜担当此任。
　　神宗又提出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一职位是最为接近皇帝的侍从近臣，王安石又一次坚决阻止。他说：苏轼论资历最多只能担任通判之职，怎么可以让他修《起居住》呢？陛下用人须再三考察，确实可用乃用之。
　　苏轼一生的多次被贬，与王安石脱不了关系。他们的阅历，个性和思想方式也很不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不过一介书生，尽管才气横溢，根本缺乏从政的经验和论证的眼光。他的那些文章和言谈，统统不过是书生空论而已，没有一句值得采用。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遭遇人生最大危机，王珪（李清照外公）、赵挺之（李清照公公）、李格非（李清照父亲）、李定、沈括等人构陷苏轼，苏轼面临杀头之罪，这时隐退金陵不问政事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营救，他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不计前嫌保住了苏轼。苏轼后来感慨万千，没想到，最后救了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最大的仇敌。
　　作为北宋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王安石曾两度罢相，几起几落。他学贯古今，才思俊迈，品格高洁，卓尔不群，怀抱着匡时济世，致君尧舜的远大理想，忠心耿耿，将一腔热血献给了变法事业。
　　抛开政见不说，对与苏轼的才华一直非常欣赏。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始终关注苏轼，每碰到从黄州来的人，他必定问：子瞻最近有何妙语？在读苏轼《胜相院藏经记》时，一边读一边赞叹：子瞻，人中龙也！
　　听说苏轼在回京路上要来拜访自己，虽开始有些顾虑，但出于公心，并无个人恩怨，他心地坦然，不等苏轼到来，便骑着毛驴，一身便服，早早到江边迎接苏轼。
　　苏轼在舟中远远看到王安石走来，快速迎上前，两双手握在一起。
　　十多年的隔阂冰消瓦解。两个伟大的人物，握手言和。苏轼此频繁出入王安石的半山园，成为王安石家中常客，两人读佛论道，评诗议史，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公元1086年5月，一代名相王安石带着深深的伤痛和怨恨离开人世。王安石死后，谥号文，后来哲宗皇帝追赠他为太傅，并命大文豪苏东坡为他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三人相爱又相杀，
　　搅动北宋帝王家。
　　公心一片致尧舜，
　　清廉刚正传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