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后，元朝与陈朝关系迅速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南宋灭亡后，元朝与陈朝关系迅速恶化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宋元对敌的正面战场，宋军利用襄樊的掎角之势，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元军的猛烈进攻，久攻不下的元军祭出了阿拉伯人改良的投石机，艰难攻下了樊城，失去倚靠的襄阳守军，不得不宣布投降。
　　这次攻守大会战从1267年，蒙军突袭襄阳的安阳滩之战起，至1273年，宋将吕文焕力竭降元止，历时共六年。襄樊是南宋抗元防线上最关键的一环，这两个城市的失守开启了南宋灭亡的倒计时，也加速了安南陈朝同侍二主两面政策的落幕。
　　1275年，又到了安南向元朝进贡的年份，陈朝依然按照惯例没有主动派出贡使，但这一次元朝没有向往常一样遣使进行诘难，而是在十一月时派出斥候在两国边境相视地势。陈圣宗收到北疆将臣的驿奏以后，一边遣黎克复、黎粹金如元，一边派遣细作至广西以买药探元人情状。
　　这一时期，元朝大军已经顺江而下，逼近江南，兵锋直指杭州了，陈朝统治者敏锐地察觉到了元人的异样可能与时局的变化有关，于是派人前往中国进行打探。
　　值得注意的是，遍阅两国史书再也找不到这以后陈朝与南宋进行交往的官方记载，说明在南宋政权正式覆灭以前，陈朝统治者探得中原情报后，经过研判，主动放弃了对宋、元的两面政策。1279年，元将张弘范率领军队在崖山围歼了南宋最后的残余势力，南宋灭亡。
　　至此，安南与中国的关系正式由陈、宋、元的三角关系转变为陈与元的一对一关系，当然陈朝同侍二主的两面政策再也不存在可施行的条件了。元、陈关系的恶化
　　自安南独立建国以来，这块土地上先后建立的政权丁朝、黎朝、李朝都希望通过向中国称藩这种名义上的臣服达到内帝外王的效果，继之而起的陈朝也是这种模式的忠实拥护者，十分顺利地接替李朝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
　　可元朝与传统的中国王朝不同，以往的汉家君臣征讨他国讲究师出有名，兴仁义之师，伐无道之主，如宋太宗征安南打的是黎桓篡位，助丁氏恢复统治的旗号，神宗伐李氏是为了惩罚李朝军队屡启边衅，明成祖发兵安南以胡季犛篡位，宗主国理应兴灭继絶为名义。
　　蒙古人入住中原后，华夏大地上首次出现了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中国的对外政策陡然间变得大相径庭。虽然忽必烈极力促进元朝政治的汉化，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仍旧遵守具有奴隶主军事贵族特色的蒙古祖制。
　　对元朝统治者来讲，征服是一种本能，蒙史专家黄时鉴指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以‘世界统治者’全人类的皇帝自居，具有‘世界君主’的意识。
　　为了统治世界，蒙元的创业主们进行了不断地征伐。他们的‘一条敕令规定，他们应该去征服一切土地，不与任何没有归附自己的民族缔结合约，只要他们自己未被彻底消灭，无论时间多长也要坚持下去’。
　　但是，如若某族惮于蒙古帝国的武力，归附于他，也不仅仅是上表、进贡那么简单，蒙古祖制规定：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
　　起初，元朝对安南的要求不过是除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略疆场，扰乱人民，还承诺衣冠典礼、风俗百事无需更改。然而，随着对宋作战的节节胜利，元朝越来越不在乎安南这棵墙头草究竟要倒向哪边，其对安南的政策就越来越严苛，出访安南的元使态度业越来越傲慢。
　　至元四年（1267）七月，元朝第一次在昭书中向安南提出六事：凡有归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赋税，仍置达鲁花赤统之。
　　由于当时宋、元交战正酣，胜负未分，于是忽必烈非常大度地表示，提出六事是以祖宗之法告知，以示诚意，如果陈朝不能全部奉行，朕亦不责卿行而全之也。待到宋、元战局明朗以后，忽必烈便多次强迫陈朝奉行六事，甚至不惜加以战争。六事的条例
　　对于陈朝来讲，如若全数奉行六事，安南将变得与中国的郡县相差无几，陈氏也将沦为元朝统治安南的工具。
　　原因如下：第一条，君长亲朝。安南国主若是亲自朝见，极有可能会因为被扣留的危险而被迫答应蒙古人的城下之盟，入见，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一直警醒着安南的统治者们，所以早在蒙宪宗时期，陈太宗就屡次拒绝君长亲朝的要求。
　　第二条，子弟入质。陈氏对有皇家血脉的宗室子弟极为看重，陈圣宗曾多次向子孙训诫，承袭皇位者应当与宗室血脉同享富贵以及共忧共乐，并诏令将此训示，世代相传万年勿忘。
　　不仅如此，圣宗还经常在朝政结束后，令宗亲子弟入宫与其同饮同食，夜幕降临则设长枕大被连床同宿，以笃友爱之情。
　　由此观之，陈朝统治阶层对于向蒙元派出质子是十分抵触的，更何况蒙鞑的残暴向来名声在外，一旦两国交恶，身陷敌国的陈氏血脉十有八九凶多吉少，因而史书上很难找到陈朝派出质子的记载。
　　《元史》至元十七年，秋七月条记载：甲子，遣安南国王子倪还，说明当陈朝与元关系急转直下，极有可能面临被兵风险的时候，陈圣宗还是被迫向元朝派出质子，原因是子弟入质并不像君长亲朝一样会对陈氏在安南的统治形成致命威胁，所以这是六事当中唯一没有触及陈朝底线的一条。
　　编民数是陈朝的核心机密，一旦被元朝掌握，安南的人口、户数、军力等情况将无所遁形，蒙古人还很可能根据編民数向陈朝索要更多的贡品、匠人、财物等等。
　　出军役和第五条输纳赋税在陈朝君臣的世界观里，不属于藩属应尽的义务，一旦施行，安南的军力和财力将受到蒙古人的控制，并危及陈氏的统治。第六条，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的官名，意为掌印者。
　　起初，成吉思汗在各地设达鲁花赤，行使监治权，后来达鲁花赤逐步演变为高级官员的泛称，并出现在元朝的各级行政实体里，掌握着地方行政和军事大权，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忽必烈在安南设置达鲁花赤，是把安南同其他已征服地区一视同仁。
　　最初，陈朝并不清楚达鲁花赤的本质，认为该官职只是以元朝驻陈大使的身份负责两国联系、贡品引进等事务，与引进使大致相当。
　　因而，陈太宗还在给元朝皇帝的表奏中主动表示愿请纳剌丁长为本国达鲁花赤。纳剌丁是回族人，与陈朝统治者极为熟悉，起初在蒙元与陈朝达成贡赐关系，所进行的外交谈判期间，正是他充作信使在两地来回奔走，所以安南王室对他情有独钟。元朝的逐渐强势
　　当时由于陈、宋、蒙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作为第一任达鲁花赤的纳剌丁履职后的存在感并不强，但随着时局的发展，继任的达鲁花赤们开始尝试去实践自己的权力。第三任达鲁花赤张庭珍就对陈圣宗直言：天子命我为安南之长，位居汝上耶。
　　面对达鲁花赤对安南独立主权的威胁，陈朝一方面拒绝达鲁花赤的遥控，一方面向元廷上书，请求罢免该官职：天朝所遣达鲁花赤，辱临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动有所恃，凌轹小国。
　　虽天子与日月并明，安能照及覆盆。且达鲁花赤可施于边蛮小丑，岂有臣既席王封为一方藩屏，而反立达鲁花赤以监临之，宁不见笑于诸侯之国乎？与其畏监临而修贡，孰若中心悦服而修贡哉。
　　臣恭遇天朝建储、册后，大恩霶霈，施及四海，辄敢哀鸣，伏望圣慈特赐矜恤。今后二次发遣纲贡，一诣鄯阐奉纳，一诣中原拜献。凡天朝所遣官，乞易为引进使，庶免达鲁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实一国苍生之幸也。
　　安南国的表奏，语气并不是特别柔和，甚至夹杂着一丝怨气。陈朝首先投诉了达鲁花赤在安南的暴行，其次又委婉地表示安南是日月所不能照及的覆盆。
　　希望忽必烈将安南与其他元朝直接统治的郡县区别对待，然后略带强硬地提出：安南是一方藩屏不是边蛮小丑，如果立达鲁花赤以监临之是会贻笑大方的，最后又顺理成章地请求元廷罢免达鲁花赤，改为引进使。
　　陈朝的愿景当然不会实现，在元朝统治者看来，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有两个发展方向，第一是通过武力侵略进行直接统辖，第二是他国通过奉行六事的方式进行归附，而陈朝既归附蒙元又不奉行六事，这是忽必烈所不能容忍的。
　　就饱受儒家文化侵染以及习惯了传统汉家宗藩模式的陈朝君臣而言，六事中除了子弟入质以外，其他五条都极大地侵犯了安南国的独立主权，这种主仆式的宗藩关系与理想中的君臣式宗藩关系判若鸿沟，是陈朝完全不能接受的。
　　总的来说，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双方对宗藩关系的认识具有极大的分歧，从而导致了南宋灭亡后，元、陈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只能靠战争来消除这一根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