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回忆

　　常听父亲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喜欢回忆往事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老了。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很多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往事，怀念儿时的伙伴、同学，甚至想赶紧回家，回到父亲身边，回到小时候经常走过的那条小街，踏着祖母的足迹，一遍又一遍的仔细凝望着过去的菜铺、肉铺，还有那永远散发着茶香的糖酒商店，当然，还有那位经常穿着一件油光锃亮的破棉袄、敞着前胸，大声吼着秦腔的马车夫。总之，凡是过去的往事，无论悲伤或是欢乐，我都乐意去想它、怀念它！因为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虽然清贫、但却充满着温暖、阳光的童年时代。
　　自打记事起，我们一家六口就生活在父亲工作的工厂里，这是一家军工厂，据说是解放前从云南迁过来的，国民党时期就是军工厂，随着人民解放军以摧古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这座美丽的古城后，这座工厂回到了人民怀抱，成为西北军用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更名为解放军第七四三七工厂。史料记载，兰州解放后的第二天，厂长陈卓尔受兰州市军管会邀请，亲帅多名工人参与修复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山桥，受到了彭总、张宗逊等首长的表扬。据父亲讲，五八年，时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曾亲临工厂视察工作，其简朴谦虚的作风给全厂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工厂俨然是一座小城市，幼儿园、学校、食堂配置齐全，甚至连校办工厂都颇具规模，记得正在读小学的的我非常羡慕高年级的同学，因为他们可以不念书，隔三差五的到校办工厂去劳动锻炼。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我曾经羡慕的同学却大多数没有完成学业，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子承父业当了工人。厂里最辉煌的时候同时有三个大食堂交替开伙，我和两个弟弟经常盼望着父亲能加班，因为只要加班必定安排夜餐，虽然简单，只有一个菜俩馒头，但父亲却舍不得吃，留给我和弟弟们享用，至今我都难以忘怀！和今天孩子们拥有的物质生活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那时的厂区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除办公楼外，临街的一边修建了二栋四层的苏式大屋顶楼房，厂级领导大部分居住在这里，也有部分双职工两家共用一套住房。记得我的好几位同学也住在这里，因我家住的是平房，因此非常羡慕住楼房的同学。那时的工厂都是军事化管理，工厂一名董姓副政委还是现役军人，此人烟瘾极大，在我印象里好像他永远手里都拿着烟，可惜的是，最终还是因为香烟夺去了他的生命！车间按部队建制依次编成八个连，当时我父亲是政治处干事，后任五连指导员，父亲所在的连队有干部职工近300人，那时的工厂一切为部队服务，生产区内不时会挂出大干四十天，坚决完成一百辆的横幅来，鼓舞士气，白天抓生产，晚上加班开会是常事儿，我记得每天晚饭后父亲必参加会议。虽然那时候大家生活水平都很低，但精神面貌极好，每逢节假日早上六点，厂广播室的军号声准时响起，在厂区大门口，一辆前苏联吉尔大轿子车已经发动，车里车外干净整洁，开车师傅姓丁是北京人，一口动听的京腔至今难忘，厂里的职工穿戴一新带着家人去城里逛街购物，那种温馨的感觉似乎就在昨天，让人难以忘怀！为改善职工生活，厂里还在宁夏中卫开办了农场，有专人负责管理，到了国庆节前后，全厂职工就能分到大米、清油，谁家在厂里上班的人多，就一定分得多，记得住在我家前面平房的一位老工人，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当时工资很高，全家有五口人在厂里工作，每到春节前，他家买肉都要买近一头。因为我家只有父亲一人在厂里，所以很是羡慕他们。总是希望将来长大后，也能在厂里上班，好多分写大米清油。可是这个愿望终究还是没有实现！
　　进入到70年代初期，厂里的幼儿园、学校、俱乐部以及卫生所都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建制完善，学校面积虽说不大，但教学设施基本完善，师资力量还是很强，其中教授高中语文的老师名叫王世民，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数学的郭老师和关老师据说学历都很高，但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境况都不是很好，特别是郭老师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经常会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检查，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被平反，而关老师也远走国外，从此再无音信。厂区外的居民对我们很是羡慕，无论职工、家属只要头疼脑热，均可到卫生所接受治疗。当时的卫生所长姓田是个三八式的老资格，和我的爷爷是战友，延安时期就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卫生所独门独院，两排平房简朴整洁，记得我有一次感冒，祖母背着我去卫生所看医生，一位面容清瘦，身穿军装的李姓老大夫接待我，诊断很简单，老先生用浓郁的定西方言普通话问我症状，因为我当时还小，说不清楚，祖母就一五一十的叙述我的病情，稍后，李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听，便写了处方，告知我们先开三天的青霉素打上，如没有好转，针打完后再来看，态度和蔼、亲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家询问父亲后得知，该李大夫在军区总院工作，因有历史问题被下放到了厂里卫生所。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深的挂念着老人，最终因为年代久远，加上不清楚老人叫什么，始终未能联系到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