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介绍古代酒文化与现代酒文化区别的网站的？

　　可以在《今日（曰）头条》搜索到中国古代和现代酒文化比较。
　　说一说三国时代孙吴政权的灌酒文化。
　　有观点认为，以将人灌醉为目的和乐趣的酒桌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古代文化人的酒局很有格调，玩的多是曲水流觞、行令作诗之类的雅事。
　　曲水流觞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格调仅限于小部分古代文化人。真正广泛存在的传统酒桌文化，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致力于让客人尽兴的劝酒。如英国商人利特尔（ArchibaldJohnLittle）1883年在重庆参加宴会，主人便是以劝酒来表达热情招待之意：
　　我作为当天的客人坐在上首，独自占用桌子的一面，其他人每两个人占一面。酒席从不停的小杯喝烫热的小米酒开始，渐渐地，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那一道一道端上来的菜；经过两个小时，大家就又开始喝酒，伴随着吵闹的、最使中国人兴奋的猜拳，我对此也很熟练。
　　因为饮食习惯不同，坐得不舒服且卫生条件不好，利特尔觉得宴席全程冗长乏味，但他不觉得主人的劝酒有强迫成分。
　　另一种则是致力于逼人喝醉取乐的灌酒。三国时代的吴大帝孙权，便是这种酒桌文化的践行者。
　　《吴书张昭传》记载，孙权在武昌钓台之上召集酒局，不但自己喝至大醉，也强迫与会的群臣也必须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让人拿凉水泼洒群臣，命令他们必须喝至坐不稳自钓台上掉下去的程度。惟有孙策临死前指定的托孤重臣张昭敢于违逆孙权的酒桌文化，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一言不发离席而去。
　　但即便是张昭，也无法做到次次回绝孙权的灌酒。《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孙权在宴会上喝多了，先是让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字诸葛子瑜，以讽刺重臣诸葛瑾的长相取乐。然后又让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负责行酒，要他去给张昭灌酒。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也（逼老人喝酒不符合养老之礼）拒绝，孙权与诸葛恪则以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姜尚九十岁了也没说自己老，还在替朝廷打仗）为由，硬逼着张昭把酒给喝了。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里的孙权像
　　对孙权来说，逼人醉酒不仅仅是为了取乐，也是为了测试对方的服从度。张昭虽有托孤者的特殊身份，但他在酒桌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服从，孙权便不愿重用他。当朝野皆认定张昭必是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时，孙权却刻意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孙邵。于是便出现了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在《三国志吴书》中竟没有独立传记这种怪事。
　　如果一个人没有张昭这样的特殊身份（超级名士托孤重臣），又不愿在酒桌上迎合孙权的服从度测试，便很可能面临难以预测的命运。孙权称吴王后举行酒宴，亲自向与会群臣一一劝酒。来到虞翻的席前时，虞翻趴在地上装作已经喝醉，待孙权离开后才坐起来。孙权见状大怒，手剑欲击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就要去捅死虞翻。幸亏大司农刘基跑过去抱住孙权，好说歹说才化解了一场流血冲突。虞翻保住了生理性命，却保不住政治生命，只能在孙吴政权里做边缘人，最后落了一个流放交州的结局。
　　在孙权的潜移默化之下，孙吴政权内部的酒风走向了全面的恶臭化。
　　比如，督将陈勤与众将领一同饮酒，便仗着自己的身份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侮辱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灌酒罚饮全不按规矩来。这种做派引起了年仅十五岁的下属凌统的不满，面折不为用，当面表态说不愿服从陈勤。二人的冲突从席上延续至席后，最终以凌统忍无可忍拔刀砍死陈勤告终。
　　再如，宗室孙皎与下属甘宁饮酒时，也曾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导致甘宁不愿再做他的部下，且对人怒称：臣子一例，征虏虽公子，何可专行侮人邪！我是臣，孙皎是宗室公子，一样为朝廷效力，他有什么资格在酒席上侮辱我？这类冲突在孙吴将领中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孙权不得不站出来处理。他给了凌统以功赎罪的机会，又通过痛骂孙皎安抚了暴怒的甘宁。
　　但这种痛骂只是策略性的，并不代表孙权意识到了孙吴政权酒风的堕落是个需要改变的真问题。《吴书胡综传》里说，胡综这个人特别爱喝酒，每逢朝中宴会，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一喝多就失控，就要给别人灌酒，灌酒不顺利就要动手打人。酒风如此恶劣，孙权却弗之责也，从来不曾谴责过。不谴责的原因很简单：这个胡综是孙权最亲近信任之人，孙策当年做会稽太守时，便安排十四岁的胡综与孙权共读书。他敢在宴席上像孙权一样给人灌酒，正是仗恃着自己与孙权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孙权坐视胡综灌酒打人，是因为众人对胡综的服从度，基本上也等同于对孙权的服从度。
　　电视剧《三国演义》塑造的孙权形象
　　这种酒风，在吴国的第二位皇帝孙亮与第三位皇帝孙休的时代（皆是孙权之子）略有收敛。原因是权力一度旁落至诸葛恪、孙峻、孙